二

　　中美大學校訓的差異性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校訓文化定位的差異。中國大學校訓文化更關注自身，注重向內的自律與規范，強調大學內部精神文化的傳承以及校訓對學生思想行為的引導與規范，具有內向型組織文化特質。而美國大學校訓在關注自身的同時，更加注重外部交流和影響，具有較強的擴展性和國際視野，屬于外向型組織文化特質。比如普林斯頓大學校訓“為國家服務，為世界服務”，哈佛大學與耶魯大學將創辦“全球性大學”作為高等教育適應國際環境變化的有效戰略和未來發展目標，都充分體現出美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和強烈的全球化競爭意識。我國大學校訓中很少體現出國際化的視野與精神，大學精神文化向外的影響力與穿透力有待提高。

　　2.話語表達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對中美兩國排名前30位的大學校訓內容進行頻度分析，結果顯示：美國大學校訓內容較為集中，個性色彩鮮明，形式靈活多樣，頻度較高的為“Light、truth、knowledge、service、freedom”等。中國大學校訓內容相對分散，句式較為工整，以兩言八字和四言八字居多，頻度較高的為“創新、求實、明德、博學、科學”等。兩國校訓內容與形式的差異，從側面反映出中美兩國歷史文化背景和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上的差異。美國大學校訓中對光明的追求反映出其強烈的宗教文化背景，同時也暗含著巨大的探索、尋求與進取的動力。中國大學在邁向現代化、國際化的過程當中，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是知識探索與創新能力不足。一組數據顯示：美國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率為80%，中國只有20%。創新能力是中國大學邁向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因此，校訓中表達出了強烈的創新價值取向。在中國大學校訓中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深受儒家傳統文化的影響，強調人的道德義務與人倫關系，“明德、厚德、德才兼備、至善、忠、勤、誠樸”等道德性詞語出現的頻度較高。“創新”與“明德”傳遞出中國重視倫理的中國古典大學理念與立足科學的西方近現代大學理念的融合。

　　3.倫理文化與智識文化的差異。中國大學文化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更強調人倫以及面向“人”的哲學與道德文化。儒家的教育理念，重視經典的人文教養，以君子為學習榜樣，以德行優于知識，突出“學”和自我的主動性在教育過程中的意義，著眼把人變成全面發展的高尚的人。所有關于宇宙論、認識論的探討，都是從屬于或落腳于道德問題的基點上。因此，中國許多大學都將品德、自律、人格的發展和完善作為重要的教育理念反映在校訓當中。

　　美國大學文化受基督教和古希臘文化的影響，體現出宗教與科學的辯證統一。智慧作為希臘傳統道德中的最高德目，一直為哲學家們所關注。如蘇格拉底提倡“美德即知識、美德即智慧”；柏拉圖提倡“最高的美德即智慧”；亞里士多德認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特性，“主智”“求真”的理性主義與道德論思想相區別，對美國文化和教育發展的影響作用是經久不衰的。英國人紐曼在《大學的理念》中寫道：大學乃是一切知識和科學、事實和原理、探索和發現、實驗和思維的高級保護力量；它描繪出理智的疆域。這種“主知”思想為后來大學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最早的大學“university”，其本意就是將追求科學知識和精神生活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相互切磋、開展研究。同時，美國文化體現出濃厚的“重神”的宗教性思想，但是宗教信仰與科學求知精神在美國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關系，而是體現出了一種辯證統一。因此，“真理、知識、科學”等詞匯頻繁地出現在美國大學的校訓中。

　　德性文化與智識文化的差別反映出中美兩國文化差異的根本分歧點在于經驗與理性的差別。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屬于經驗文化，這種經驗文化發展到極致就會抑制對知識、科學探索的動力，因此，中國近代大學在繼承和弘揚儒家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開始向西方學習科學的精神。北京大學的校訓就充分體現出民主、科學的理念。而美國文化則體現出西方文化的理性特征，重視契約、個性、自由、創造、批判精神等。這種理性文化的極度膨脹也會導致一種盲目的、缺乏倫理制約的征服欲望。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精辟地總結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差別，他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這兩種文化特質體現了認識問題的不同思路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