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實現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現實意蘊

　　（一）實現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時代賦予的使命

　　應該說改革之初，黨的農村治理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是適應農村發展的需要的，客觀上也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使農村各項事業得到較快發展。但是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期，城鄉差距仍然很大，有相當一部分農民還生活在貧困的邊緣，農村尚存在諸多突出的矛盾和問題。一是農民的土地問題，尚存在著諸如土地承包關系不穩定、土地流轉機制不健全，導致農民的財產權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是農民的收入問題。雖然改革開放以來，總體形勢不斷好轉，但農民的收入總體水平偏低，且區域差距較大，農民的增收基礎還比較脆弱，增收長效機制尚未真正建立。目前國家對農民的補貼規模還很小，2012年人均只有170元左右，而發達國家政府補貼占農民收入的40%-70%。三是農民工問題也是當前社會的一個突出問題。包括農民工就業和勞動權益保障問題、農民工公共服務問題、農民工社會歸屬問題。四是農民的現代化問題。正如阿歷克斯·英格爾斯在《邁向現代：六個發展中國家的個人變化》一書中對現代人特征的分析，他強調發展的最終要求是人在素質方面的改變，即從傳統主義到個人現代化的轉變。認為片面強調工業化和經濟現代化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從心理、思想和行為方式上實現由傳統人現代人的轉變，使之具備現代人格、現代品質，不可能從一個落后國家跨入自身擁有的持續發展能力的現代化國家的行列。

　　在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關鍵時刻，無論是實現農民在經濟上富裕、政治上民主、文化上充實、生活上保障、生態上和諧，還是實現各種公共事業能夠充分保障農民更好地實現自我管理、自我發展、自我服務，都需要實現我們黨的農村治理的與時俱進，實現我們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對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給我們指明了目標和方向：“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預示著我國改革已進入到通過建立健全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從而實現國家有效治理的新的歷史階段，也標志著我們黨對社會政治發展規律有了新的認識、新的發展。

　　面對新世紀頭二十年全面實現小康社會建設的宏偉目標，深化和加強中國共產黨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尤為緊迫，面對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任，面對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的重任，面對農村發展滯后，農業發展乏力，農民比重居高不下的突出問題，如何推動農村實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如何推動農業盡早現代化，如何穩步增加農民收入，提升農民素質，這些迫切需要提高黨的農村治理能力，實現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習近平在中央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進一步強調指出：只有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為重點，盡快把我們各級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工作本領都提高起來，盡快把黨和國家機關、企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社會組織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來，國家治理體系才能更加有效運轉。

　　（二）實現黨的農村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國內外農村治理經驗的有益啟示

　　農村治理現代化是當前世界各國普遍關注和重視的重大課題，不僅發達國家給予高度重視，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也在不斷加強農村治理能力建設，提高農村治理現代化水平，國內外學界也開展了積極的研究，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農村社會發生了許多重大的變遷，與此相適應，中國農村治理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前學界對農村治理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如俞可平教授提出了善治模式。他認為：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治理變革的主要方向，是從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從集權到分權、從人治到法治、從管制政府到服務政府、從黨內民主到社會民主。治理改革的重點內容，是生態平衡、社會公正、公共服務、社會和諧、官員廉潔、政府創新、黨內民主和基層民主。決定性地影響中國治理狀況的主要變量，是社會經濟的變化、政治發展的邏輯、新型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全球化的沖擊。經過改革開放以來近30年的探索，中國正在形成一種特殊的治理模式，其治理改革的目標已經十分清楚，這就是：民主、法治、公平、責任、透明、廉潔、高效、和諧[3]（P5-14）。高廣景指出，新中國農村治理模式經歷了鄉政并立、政社合一和鄉政村治三個階段，與此同時，國家權力在農村基層社會的治理中也基本經歷了一個下沉、全面滲透和向上回抽的過程[4]（P28-30）。徐勇提出農村能人模式：在分權式的經濟體制改革和農村社會轉型時期，一批懂經營、善管理的經濟能人崛起，并在鄉村社區政治運作中居絕對支配地位，形成能人型治理模式。其主要特點是：權威強大、權力集中、威權治理。這一治理模式以及相應的能人政治有力地推進了社區經濟的發展，但也存在缺乏必要制約這一內在缺陷。隨著社會發展，具有過渡性的能人治理應向依法治理轉變[5]（P1-8）。

　　方正、金俊杰指出，韓國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的新村運動提高了韓國農民的民主意識和協作意識，促進農民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對韓國基層農村的治理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劉承禮從鄉村公共品提供機制的角度研究了匈牙利鄉村治理模式，從權力結構、融資結構與責任結構等方面進行分析。賴海榕比較研究了中國與德國、匈牙利和印度的鄉村治理狀況，并從經濟發展水平和民主制度、政府間責權分配、鄉村治理結構、鄉村公共事業融資結構以及鄉村治理的監督機制等幾個方面比較了各國的成績和問題，重點討論了其他國家的經驗和教訓對中國的啟示。許海清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對國外推進治理現代化的經驗與教訓進行了總結，主要包括“重視法治手段”、“重視公民意識”、“重視個體發展”、“重視社會參與”、“重視社區治理”、“重視智庫建設”、“重視科技手段”等方面的經驗[6]（P231-234）。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總結國外在國家治理方面的教訓，主要包括“要避免西方國家政治體制缺陷”、“要避免西方發展模式”、“要避免一些國家‘中等收入陷阱’”、“要避免西方社會融合機制‘失效’”、“要避免一些國家的轉型危機”等[6]（P235-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