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首席專家　劉士林

　　近日,一份由社會民營機構推出的“全國百強縣”名單受到廣泛質疑。其實,不光是國內推出的各類城市排名,即使是看起來很“高大上”的國際機構排名,也問題多多,很難說哪個就是標準的或權威的。我們必須破除迷信心理,對自身的城市發展水平進行科學評估并得出客觀的結論,如此才能不受“忽悠”。

　　據保守統計,目前世界各國城市評價排名的研究有近百項,在指標選擇上,由于評估研究的標準和數據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很難取得一致,所以各研究機構盡管都十分重視定量指標,但在實際操作中定性指標仍偏多。而這種不均衡的現狀,也不是在短期內可以解決的。

　　在國外的城市指數體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聯合國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的《世界城鎮化展望(2014修訂版)》指標體系、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全球城市排名指標體系、經濟學人集團旗下的智囊機構聯合西門子公司開展的“綠色城市指數”等。其中,《世界城鎮化展望》的指標體系主要用于預測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城鎮化人口,但由于用于標識城鎮地區的標準不盡相同,致使國家之間,甚至某個國家內部的數據源并不完全一致,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其預測的客觀性和準確性。解決問題的出路在于對世界各地的城鎮化地區進行界定,但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在城鎮化的概念、標準、統計方面存在較大差異,所以這個問題本身并不容易解決。多倫多大學羅特曼管理學院的全球城市排名指標體系,以經濟發展3T模型(技術、人才、包容度)為基準,主要增加了環境質量指標,他們認為好的城市環境可滿足人才在不同階段的需求,并符合城市可持續發展的理想。但城市發展至少包括環境、人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六大領域,所以這個指數體系明顯把城市發展簡單化和“做小了”。經濟學人集團旗下的智囊機構聯合西門子公司開展的“綠色城市指數”評估研究,根據城市的規模和重要性,選擇了120多個城市進行評估和排名,指標體系包括環境治理、二氧化碳、能源使用、建筑物、交通、垃圾和土地使用、水源、空氣質量八個類別,下設30多個指標,屬于專項評估,但由于綠色城市和城市整體多有牽連,同時也涉及到不同國家的統計標準和界定如何統一等問題,所以也有可商榷之處。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世界各地城市的發展階段、主要矛盾和發展目標并不一致,同時也為了適應城市化進程和城市問題本身的變化,所以國外城市指標體系研究與排名一直處在不斷變化和調整中,迄今并沒有形成一個理想的和權威的指標體系與排名方法。

　　因此,對于中國的相關研究,就是要盡可能吸收各指標體系的優點,并結合中國國情加以綜合創新,避免機械模仿和片面接受某一家某一派。但在近代以來,以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堅船利炮”為代表的物質文明為先導,以20世紀初期西方“德先生”、“賽先生”為代表的政治與社會制度為中堅,再到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西方“現代主義理論”“后現代文化”為代表的理論與文化思潮為殿軍,一種“以西方之標準為標準,以西方之是非為是非”的發展理念評價標準及文化心態已形成并日益根深蒂固,要產生這種啟蒙意識并付諸行動并不容易。這是一些明顯具有“忽悠”性質的評估排名在國內大有市場的根源。以2015年世界銀行發布《東亞變化中的城市圖景:度量十年的空間增長》為例,該報告指出,在東亞地區的8個特大城市中,珠三角地區超過上海、北京、東京、大阪、雅加達、首爾和馬尼拉成為全球最大城市化區域。但實際情況是,這個報告連一些基本概念和范圍都沒有搞清楚,其所謂的“珠三角地區”并不是大家通用的“珠三角”,而是僅包括廣州、深圳、佛山和東莞4個城市,同時作者也完全不知道,在中國和“珠三角”相對應的是“長三角”,而不是作為“長三角”首位城市的“上海”,在東亞地區和“珠三角”相對應的是“東京城市群”,而不是作為“東京城市群”首位城市的“東京”。最令人詫異的是,這個“上海”也不是“上海市”,還被塞進了江蘇的昆山、蘇州、太倉和吳江。而實際上,昆山、太倉、吳江都是蘇州下轄的區(市),和蘇州也是不能并列的。在這種完全“亂了套”的“區域”上,理論方法再先進、數據計算再精準、模型設計再科學,也都是毫無意義的。所以說,這個以世界銀行之名發布的東亞城市化報告,從概念、對象、數據到觀點、判斷、預測,完全是一盆“以其昏昏,致人諤諤”的“漿糊”。在此混亂的基礎上,不僅不可能開展科學評估并得出客觀的結論,還會嚴重誤導全球對東亞城市化發展現狀和趨勢的認識及判斷。如何從這種帶有明顯“殖民”色彩的指數、標準及模型中超越出來,是今后開展城市指數研究乃至在這個領域建立中國話語必須關注的重大原則問題。

　　(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院長助理劉新靜及博士研究生盛蓉、孔鐸為本文提供了相關資料,特此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