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民主”新路與民主的自立內生性

　　今日中國之民主，并不是從外部直接加予或硬性嵌入的。在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中國式民主”，具有強烈的自立內生性。經歷了十年“文革”之后的中國，黨內黨外、上上下下，都深切地感受到民主的重要性，都對民主由衷地發出了熱忱的呼喚。民主之于我們，已無須任何強制，也無須別人說教，因為人民需要民主，社會需要民主，政黨需要民主，國家需要民主。

　　中國對于民主的渴望追求，從沒有像最近30多年來的這么急迫、下了這么大力氣。究其原因在于，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建設，若離開了民主便不能發展。正是當年的發揚民主，解放思想，沖破了“兩個凡是”的羅網，結束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也正是在撥亂反正和推行民主法制下，全國平反糾正了300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無故受株連的干部和群眾得到了解脫，激發了全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民主化”的積極性。而廢除干部職務終身制、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主集中制、多黨合作和協商民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制度的建設，沖破了人治和權力過分集中的羈絆，開啟了“中國式民主”的新路。

　　“中國式民主”的自立內生性，決定了民主之于國家的不可或缺和倚重，決定了民主發展恒久的張力和可持續性，構成了國家堅固的制度基礎和良善的政治生活。

　　■“中國式民主”新路與黨的領導的自覺性

　　“中國式民主”的本質特征，在于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式民主”需要黨的領導，歸根到底，是因為黨具有領導“中國式民主”的自覺性。1978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歷次黨代會以及和政治建設有關的中央全會，都對民主在中國的發展做出了深刻的闡述分析，尤其是明確了欲推進改革，必先從民主著手，提出了“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社會主義愈發展，民主也愈發展”，“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等科學命題和重要論斷。本著這樣的真知灼見，中國共產黨對民主的發展進行了精心的謀劃布局，在實踐中一步步地認真貫徹落實。

　　民主需要黨的領導，這在西方看來，似乎是不可理喻的事情，因為以西方的政黨標準來看待政黨的作用，民主當然無需黨的領導。西方國家的政黨只有一個功能，就是參加競選，獲取選票，政黨竭盡全力就是為取得選舉成功，以便能上臺執政，政黨本身根本沒有領導和推動民主的職責和功力。但在中國完全不同，中國共產黨是在嚴酷的革命戰爭的環境中產生的，并且從長期的革命黨轉變為穩定的執政黨，有著牢固的執政地位和豐富的領導經驗；黨締造了國家，也領導著國家。這樣的政黨性質和特點，決定了它不但可以領導民主，而且能使民主卓有成效。

　　■“中國式民主”新路與民主治理的有效性

　　民主既是治理國家的理念信仰，也是治理國家的手段方式。但無論是民主作為理念信仰也好，還是作為手段方式也好，都要取得治理的功能效果。早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鄧小平在談到判斷和衡量改革的是非成敗其中包含民主實踐的標準時明確指出，一定要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改善、有利于社會穩定和進步。日裔美籍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也指出，現代民主體制要與三組制度相結合：國家、法治和問責機制。民主之所以需要這三要素，就是為了有效地服務于自己的公民。民主的發展必須具備這樣的基本功能，如果說實行民主改革、推進民主發展，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民主就毫無價值可言。

　　以民主治理的有效性而言，“西方式民主”正逐漸陷入困境。“西方式民主”的議會制，導致了惡性競爭，不同的政黨出于私利，使決策久拖不決；“西方式民主”的兩黨或多黨制，政黨的輪流執政往往使政策不具有長期性，執政的政黨對國家和民族的長遠的重大利益缺乏思考和安排，而更注重選民看得見的短期利益；“西方式民主”的選舉制，完全為金錢打選戰，互比籌款燒錢能力，候選人在競選中基本上靠“賄賂選民”，攀比誰開出的福利條件最為優惠，而全然不顧國力和財力的現實情況，超前許諾、漫天開“空頭支票”。把“西方式民主”引入發展中國家，更造成“民主的災難”，諸如利比亞、泰國、烏克蘭等國，出現了民粹泛濫、社會動亂、國家分裂、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等現象。

　　而“中國式民主”，由于堅持民主發展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理論，民主發展的領導核心是中國共產黨，民主發展的經濟基礎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民主發展的最佳路徑是選擇從發展基層民主開始循序漸進，民主發展的優先秩序是搞好黨內民主建設并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發展，民主發展必須堅持在法治的軌道上前進等一整套理念和做法，充分保障了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中國能夠在經濟社會領域繼續保持向前全面發展的態勢，中國民主政治能夠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驅動力，就是以“中國式民主”治理的有效性為根本的前提條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