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部研究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 張曉晶

　　今年是國家“十二五”規劃的收尾年,也是“十三五”規劃的編制年。展望“十三五”,我們需要深入總結“十二五”時期的發展成果和經驗,精心謀劃未來五年經濟社會各項事業的發展藍圖。本版今起推出展望“十三五”系列文章。

　　“十三五”規劃面臨著與過去根本不同的一個時代背景,就是我國經濟已經進入新常態。經濟運行的新變化,要求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豐富完善新的調控方式,使中國經濟在進入新常態后繼續保持穩定健康發展。

　　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應明確“上限”、“下限”和“底線”,完善區間調控

　　經濟新常態的一個顯著特征是結構性減速。因此,未來宏觀調控最突出的任務也是如何穩增長,應對潛在增速的下滑。新常態下的宏觀調控與此前最大的不同,在于此前的調控,更多的是產出缺口的管理,即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差距,一般是產出正缺口的時候(即經濟過熱)壓縮需求,產出負缺口的時候(經濟過冷)擴大需求;而新常態下所遇到的問題則是潛在產出本身下降的問題,因此,宏觀調控的重心就是如何穩定或防止潛在產出的大幅下滑。正是這樣的一個變化,導致宏觀調控思維的變化。管理產出缺口主要是運用需求政策,而管理潛在產出本身就要更加突出供給思維,關注供給面,特別是供給面的結構與效率。

　　供給管理本質上是供給面的體制改革。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以釋放市場活力對沖經濟下行壓力。并且,由于供給面體制機制的調整涉及的是改革,“寓改革于調控之中”將是宏觀調控新常態的題中應有之義。

　　另外,我們要明確“上限”、“下限”和“底線”,完善區間調控。

　　所謂區間調控,就是并不簡單地確定一個絕對數(比如增速目標8%),而是在有一定約束的區間內可以適當調整。這個約束就是“上限”、“下限”和“底線”。更準確地說,區間調控是守住穩增長、保就業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脹的“上限”,決不突破民生與金融風險的“底線”。

　　“底線”從文字上的理解應比“下限”還要低,同時兩者有不同的側重。當經濟增速和就業下滑乃至超出下限時,這時宏觀政策就要發力,避免觸及就業和民生的底線。一旦突破底線,就要采取應急預案。底線思維是主動適應新常態的一個重要思想。如果說,過去30余年,過熱是“常態”,那么,繁榮期削峰就是調控的常態。而在新常態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結構性減速成為主要特征,那么,“兜底”就需要成為新常態下的一種常規思維。因為決策當局要時刻關注這個結構性減速會減到什么程度?是臺階式下滑還是斷崖式下滑?經濟能不能承受?社會能不能承受?基于此,底線思維至少涉及三個方面:一是社會底線。即“社會政策要托底”。社會政策托底即是保證低收人群體擁有基本生活保障,大多數群眾生活穩定,維護社會的穩定。沒有社會穩定就沒有經濟的平穩增長。二是增長底線。為確保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標,今后幾年GDP年均增長速度至少要達到6.　5%以上,這是底線。三是金融風險底線。在金融風險方面,要防止出現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特別是,“十三五”期間,要守住的底線就是不能爆發金融危機。底線思維體現了一種風險意識。底線思維的特點是凡事從壞處準備,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做到有備無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動權。

　　此外,中國經濟存在結構性問題,歸納起來,一個是體制結構,涉及國有與非國有、體制轉型與雙軌過渡、中央地方關系、政府與市場關系等;另一個是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地區結構、分配結構、增長動力結構、城鄉二元結構、人口年齡結構等。正是因為存在著一系列的結構問題,并且還處于結構劇變的過程中,這使得結構性調控變得非常有必要。

　　對于體制結構問題,鑒于經濟轉型還未完成,存在著雙軌過渡,與之相應的是形成雙軌調控的思想,即行政性調控與市場化調控并用。經濟結構問題的存在,使得結構性調控與總量調控并重,有明顯行政性干預色彩和結構性調控特點的產業政策、貿易政策、匯率政策、資本管制、嚴格的金融監管和平衡財政等政策,均為促進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經濟進入新常態,體制結構問題會逐步減弱,但經濟結構問題卻仍會長期存在。因此,結構性調控仍然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