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而不同、以德報怨、扶弱抑強是中國現代奮斗的光榮。中國現代化最大的優勢就是，我們沒有任何對世界的歷史欠賬。日本對東亞各國都有歷史的欠賬。像日本侵略朝鮮半島，給當地人民造成了深刻的歷史傷痕。反對日本工業遺址進入非遺最強烈的就是韓國。中華民族在挫折中奮起的歷史是光榮的，是和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現代化其實是光榮的現代化。五四以來，從文化這個角度我們好像很自卑，認為我們有很多原罪，有很多不文明之處。像五四那些先驅者全面反傳統，對中國傳統“國民性”徹底否定，現在看有歷史的局限性。我們的現代化起步晚，擺脫傳統社會的局限比西方晚。其實西方傳統社會也經歷過這樣的過程，但他們現代化比我們早，所以我們有一種把時間差誤以為是空間差的原罪意識。但是從抗日戰爭看，中華民族的現代化有光榮的一面，也把我們傳統文明的光輝凸顯出來了。過去我們反思中華民族有很大的歷史負擔，有所謂“國民劣根性”，覺得日本人比我們強大，把我們都打垮了，因此有一種“原罪意識”。我們要超越這種意識。原來都說中華民族由于落后、由于愚昧封閉而有原罪。其實中華民族是沒有原罪的。我們民族的歷史是光榮的歷史。不是說被人打敗了就是屈辱的。雖然說受到了挫折，但最終贏得了勝利。我們經歷的過程對世界沒有任何愧疚，對人類沒有愧疚，而是以中國的奮斗證明了中國歷史光榮的一面。中華民族的現代化不是我們的負資產，而是我們的正資產。

　　抗戰時期的思想家像馮友蘭、李長之和五四時期的思想家如魯迅、胡適等都不一樣。中國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出來的高貴品質，反而凸顯了中國傳統的光榮。像馮友蘭在抗戰時寫的《貞元六書》，核心的思想是貞下起元，就是到了最低點的時候就開始往上走了。那個時候國民政府搬到了重慶，中國大半領土都被占領，這個情況不會再有。抗戰時期的思想家和五四時期的思想家都有貢獻，但是抗戰時期的思想家講中國人的高貴、中國人的勇敢自信。我們的高貴自信在倫理上是比日本強大的，在倫理上和價值觀上是有優勢的，我們的民族精神是輝煌的。中華文化畢竟是東亞文化的源頭，其文化有很強的自信力，這種自信力經過抗戰這樣艱難的過程都沒有垮掉。李長之當時的名著題為《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的興起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這為中國的發展、為中國人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提供了歷史的條件。抗戰是中華民族光榮的一頁，也是中國文明新的起點。其意義是非常巨大的。

　　馮友蘭先生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碑文》中對抗戰勝利的意義有深刻的表述：“我國家以世界之古國，居東亞之天府，本應紹漢唐之遺烈，作并世之先進。將來建國完成，必于世界歷史，居獨特之地位。蓋并世列強，雖新而不古；希臘羅馬，有古而無今。惟我國家，亙古亙今，亦新亦舊，斯所謂‘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也。曠代之偉業，八年之抗戰已開其規模，立其基礎。今日之勝利，于我國家有旋乾轉坤之功。”

　　我們應該在前輩奮斗的基礎上，把國家帶到更高的平臺，為世界和人類作出更多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