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在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私有制也并非是一些人觀念中一成不變的結晶體。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歷了從單一私有制到混合所有制的演變過程，這一演變過程仍然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我們可以將其歸結為三條規律：

　　第一是生產社會化發展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是社會化大生產，而且是伴隨著社會化程度不斷提高的過程。與之相適應，資本主義所有制結構也從單一所有制逐漸演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的結構。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所有制形式以個人業主制為主。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出現，資本走向集中，出現了大規模的股份公司和壟斷組織。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后，資本主義所有制結構又發生了新的重大變化，也就是國家資本主義的興起。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網絡技術的發展，資本主義所有制向著虛擬程度更高的結構演變，出現法人資本所有制。可見資本主義所有制絕不是一些人心目中想象的一成不變的私有制。

　　第二是資本社會化規律。生產社會化直接影響資本主義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而資本社會化，則直接影響產權結構和產權關系的變化，是資本的利益關系在實現形式方面的體現。在資本主義初期，資本的產權組織形式主要是個人業主制和合伙制度，隨著生產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資本的產權組織形式也越來越復雜，逐漸從自然人的無限責任制度演變為具有法人財產權的有限責任制度；產權之間的混合程度也不斷提高，出現了法人財產權之間交叉持股的混合形式、國有資本與私人壟斷資本相互持股的混合形式等等。可見，資本主義私人產權也絕非一些人想象的那種單一的、清晰的產權關系。

　　第三是市場經濟從“自發”調節到“自覺”調控規律。西方經濟學家總是宣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自由市場經濟。其實，資本主義從其產生至今，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國家始終在市場、制度、政策等各個方面，為資本的利益最大化創造條件。1929—1933年大危機后，凱恩斯主義的興起和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面，推動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自發”調節走向“自覺”調控的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反映了生產社會化和資本社會化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人類社會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認識不斷提高的體現。然而，如何利用市場經濟，是由一定所有制性質下的物質利益關系決定的。在資本主義私有制和相應制度體系下，所謂的“自覺”運用市場經濟，只能是從資本的邏輯和立場出發做出的。所以，只有符合資本利益的制度和政策，才能得到支持和貫徹。在本輪全球金融危機中，美國、歐盟等為了挽救危機而在政治上的種種矛盾和斗爭，便是活生生的教材。因此，發達國家的制度體系決定了它們所謂的“混合所有制”不可能突破私有制為主體的制度底線。

　　通過對資本主義所有制演變內在規律的分析，可以看出不是什么市場經濟決定所有制關系的演變；相反，是生產社會化和資本社會化程度以及上層建筑的性質，決定市場經濟作為物質利益關系實現手段的演變方向和邊界。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私人壟斷再到國家壟斷，直至今天的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是資本利益關系不斷調整的結果。資源配置采取什么樣的市場結構，是各類資本的利益決定的，而不是相反。當然，這種認識并不否定市場結構、規模變動對資本利益關系的反作用。需要強調的是，資本利益關系是其中的“主動輪”，而市場經濟自身不過是實現利益關系的“從動輪”罷了。

　　有了這種大邏輯，認識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的方向性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既然市場經濟僅僅是物質利益實現的手段，而社會主義物質利益關系是以勞動者利益為本的關系，我們的生產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我國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不過是借助市場經濟手段實現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物質利益關系，我們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的發展方向，也就成為必然選擇。中央新頒布的《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正是在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背景下，為全面深化改革進程中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強調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國有企業，要成為自覺履行社會責任的表率”。《指導意見》所做的頂層設計對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保障人民共同利益具有重要意義。

　　然而，社會上還有一種聲音，認為壯大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必然造成“國進民退”、“與民爭利”等問題。這種把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對立起來的觀點也是一種狹隘的小邏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和新頒布的《指導意見》中，都強調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既是為了促進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放大國有資本功能，提高國有資本配置和運行效率，也要“實現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最終實現“國民共進”，打造更多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企業。這一點，必須從世界經濟大循環與中國經濟小循環的大邏輯中去認識。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變化已經證明，中國經濟小循環已經融于世界經濟的大循環之中。不可否認，當代世界經濟大循環仍然是發達國家主導下的發展模式。但從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循環的關系上看，有兩種模式較為典型：一種是“蘋果—富士康模式”，另一種是“沃爾瑪模式”。前一種是國際壟斷產業資本控制我國中小產業資本，它們憑借對核心技術和流通渠道的壟斷，獲得“微笑曲線”兩端的高附加值，中國企業則在世界經濟分工中處于代工地位。后一種則是國際壟斷商業資本控制我國中小產業資本，使其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雖然這些商品本身沒有品牌，但一旦進入沃爾瑪超市后，就附加了沃爾瑪的品牌價值，以致于身價翻倍。目前，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發展模式，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的不良后果已日益顯現。因此，要想在世界經濟大循環中與國際大壟斷資本競爭，就必須掌握核心技術、打造民族品牌，提高民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在這個意義上，發展混合所有制不是“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之間的選擇問題，而是共贏基礎上提升民族經濟國際競爭力的問題。因此，通過“亞投行”、“一帶一路”等戰略舉措，構建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借助發展混合所有制，重塑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大循環中的發展模式，乃是超越市場邏輯之上的大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