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研究員、上海歐洲學會會長 徐明棋

　　【核心觀點】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把中國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定位于“構建廣泛利益共同體”是抓住了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關鍵環節，是中國聲音不斷得到廣泛認同，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具有不斷提高的制度性話語權的力量所在

　　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在論述中國進一步開放的戰略時，提出了“堅持開放發展，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這段論述的核心是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而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則是創新的提法，對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下個階段擴大開放，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新的依存關系：競爭與合作交織

　　據筆者粗淺的理解，所謂制度性話語權，有兩層含義，一是不僅有發表看法的權利和發表的看法得到關注重視的權利，而且這種權利還在制度體制上得到了保障；二是在全球經濟治理涉及制度改革和重構的問題上，具有話語權和影響力。在30多年的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的程度不斷加深。一方面吸納了越來越多的國際資本，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高度依存；另一方面，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比重上升、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斷加大，中國的政策和經濟調整也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

　　目前，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正進入一個全面的調整期。在全球層面，世界經濟的增長動力在換擋，國際分工的格局在變化。在中國國內，經濟進入“新常態”。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這種互動性的調整，使得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原來以互補為主要形式的相互依存關系，逐漸發展成競爭合作交織在一起的新的依存關系。而這種關系既決定了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發達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既需要進行國際合作應對經濟危機和金融動蕩，又存在著規則制定主導權和話語權爭奪的新格局。G20峰會機制以及現存的其他國際經濟制度載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TO)內部等都呈現出這種既合作維護現有的公共產品和市場穩定，又爭奪未來改革話語權和制度重構話語權的景象。

　　制度性話語權關乎國家的競爭優勢

　　發達國家在成熟技術擴散后，傳統工業競爭力相對下降，而發展中國家在成熟技術引進、消化和運用后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制造業和工業上的差距。發達國家為了繼續保持競爭優勢，一方面加快推進高端技術的應用向更廣的領域推進，比如開展所謂工業4.0的智能化生產等；另一方面則開始了世界經濟調控和治理機制的調整和制度重構的努力。在國際貨幣和金融領域，占據霸主地位的美國千方百計維持現狀延緩改革；在國際貿易和投資領域，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則在WTO框架內構建“21世紀高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受挫后，通過雙邊和區域的貿易投資安排來推進新規則的構建。TPP談判成功昭示著這種制度性構建取得了階段性的進展。美歐還試圖修改WTO全面、非歧視的自由化原則，而代之以“公平對等”的原則。這些制度性構建體現了發達國家所具有的制度性話語權，也充分說明了發達國家利用制度性話語權獲取競爭優勢的現實。發展中國家也努力在G20框架中通過合作、對話以及南南合作來保障自己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利益和所擁有的比較優勢。IMF治理結構改革和份額調整決議、金融穩定論壇擴容成為金融穩定理事會、金磚銀行和亞洲投資銀行的成立都屬于新興市場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爭取制度性話語權的行動。中國作為成長最快、經濟潛力最大的新興市場國家，理所當然地要在全球經濟治理中，在改革現存體制和構建新制度中發揮我們的影響力，這既是維護我們的競爭優勢的需要，也是為了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