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復旦大學環境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 李志青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綠色發展，必須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堅持可持續發展，堅定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形成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現代化建設新格局，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為全球生態安全作出新貢獻”。據此，有理由相信，“十三五”期間綠色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必將成為重中之重。但究竟如何實現“綠色”與“發展”的兼得、如何才能將“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統一起來，仍然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
環保實踐通常面臨經濟資本約束
目前，大部分的環保實踐都面臨一個來自于經濟的約束，即在資本等經濟要素總量相對固定而稀缺的情況下，作為一種公共產品的供給，“環保”必定要利用大量的稀缺性資源，從而造成與其他用途相競爭的“擠出效應”，進而形成所謂的“二元悖論”：要么側重環保，要么側重經濟增長，而無法同時兼顧兩者。這也解釋了，為何歷史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環保運動大都興起于“環境問題”，但卻解決于“資本過剩”時期。
回到中國目前的狀況，資本是否已經出現過剩了呢？表面上看，近期部分部門的確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因此，表現為相應的產業資本有點過剩。但其實不然，在城鎮化率以及民生水平都在繼續不斷提升的大背景下，目前的產能以及資本充其量是結構性過剩，而非絕對性的過剩。因此，現階段，資本并非已經豐富到需要向低回報率、長周期的公共部門投資不可的地步，相反，我們仍然需要通過自貿區賬戶等擴大金融貿易自由化的工具來加速資本的回流，這充分證明國內市場仍有著巨大的投資空間和潛力。那么，在資本仍然稍顯緊張的發展階段，我們要實現綠色發展，錢從何來？路在何方呢？就此而言，“十三五”時期，環境保護和綠色發展其實就是一場攻堅戰，在這場攻堅戰中，綠色經濟不可或缺。
綠色發展是經濟新常態內生需求
經濟步入新常態，環保進入攻堅戰，綠色經濟則春暖花開。在這三者的互動中，帶出一個重要命題，那就是，在經濟新常態中，綠色經濟究竟將扮演怎樣的角色？發揮怎樣的作用？這個命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不僅關涉到在經濟新常態中，與環保相輔相成的綠色經濟究竟能走多遠，而且，還衍生出另外一個更加本質性的問題，新常態在經濟發展中又處于怎樣的歷史地位。事實上，細究起來，這兩個問題是互為關聯的。
第一，經濟新常態的內涵。
經濟新常態的含義應該說比較清晰，即在經濟發展的三期疊加背景下，通過在一定程度減緩經濟增長的速度來換取經濟增長的“深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經濟增長存在循環往復的周期性特征，而即便是在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下，如果應對不當，也有發生經濟危機和蕭條的可能。另外，在西方經濟學的長波理論看來，基于經濟增長的內在規律，每個經濟體在增長速度以及方式上都必然有著進行調整的壓力，長至50—60年，短則20—30年。
中國經濟已經在過去的30多年里經歷了長足的發展，無論是主動地、還是被動地作出一些調整都已經是勢所必然。就此而言，所謂的經濟新常態，其核心就是希望解決現有經濟發展中的問題，以實現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實現有質量的經濟增長的最大好處在于，最低目標是在國際的經濟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較高的目標則可以為中國經濟的再次高速增長做好準備。實際上，橫向比較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中國經濟仍然有向更高增長水平收斂的可能性。
由此，我們有必要借助于經濟轉型、結構優化等新常態的方式和途徑為這潛在的經濟第二次騰飛奠定堅實的基礎。就此而言，經濟新常態的本質不應該是當下經濟增長的終點，反而應該是面向新一輪經濟增長的轉折點和起點。
第二，經濟新常態與經濟增長的再次收斂。
當然，經濟增長要實現再次收斂并不容易。首先就是要從根子上解決經濟發展過程的關鍵瓶頸。這瓶頸就是在作為生產力源泉的各種生產力要素的配置上，不能再有大的扭曲了。前面30年，我們已經通過糾正計劃下的資源配置扭曲，解放了生產力，獲得了高速的增長。接下來30年，要獲得新的增長動力，就必須進一步糾正新的資源扭曲配置。目前，什么資源配置最為扭曲呢？除了資本之外，那就是資源和環境。表面上看，其結果似乎體現為抬高資源和環境的定價水平，讓其上升到合理位置。這給很多人帶來誤解，他們不理解這么做對經濟增長有什么好處？實質上，糾正資源和環境要素的扭曲配置，對經濟增長的意義非常重大。
一方面，資源和環境獲得合理定價之后，擁有資源和環境要素的人就會更加珍惜利用以及保護好這些要素；另一方面，資源和環境獲得合理定價之后，不擁有資源和環境要素的人想要獲得這些要素就會變得困難。也就是說，低附加值的產品及其生產已經不足以激勵對這些要素的使用了，這意味著，不僅僅是資源環境得到保護，更重要的是，必然倒逼著企業朝向高附加值的生產轉型，這樣的激勵會使得社會資源重新開始進行流動和配置，更多的資本和人才就會流向技術創新領域。而創新無疑是現代經濟最為頂尖的驅動力，新的經濟增長必然將隨之而出現井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