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師范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　楊成

　　2016年11月2日至9日，李克強總理訪問了吉爾吉斯共和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拉脫維亞共和國、俄羅斯聯邦并出席了在比什凱克、阿斯塔納、里加和圣彼得堡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政府首腦理事會第十五次會議、中哈總理第三次定期會晤、第五次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和中俄總理第二十一次定期會晤。李克強總理此次歐亞四國之行旨在落實以利益和命運共同體為目標，以共商、共建、共享“一帶一路”建設紅利為核心，以機制建設為抓手，以務實合作為動力的歐亞地區一體化的中國方案。從中外各方達成的具體成果看，習近平主席倡導的諸多國際合作議程正在逐步從話語轉化為現實。可以肯定，中國與歐亞地區核心國家和國際組織的群體性發展戰略對接正在并必將造就一個全新的地區合作模式和權力配置格局。

　　“一帶一路”的正面意向逐漸擴大

　　從俄羅斯到東歐再到中亞，外部世界一度對”一帶一路”倡議表示不同程度的擔憂和疑慮。從李克強總理歐亞四國之行所取得的成果看，有關“一帶一路”倡議的負面意向顯然正在退場。與此相反的是，中國方案、中國經驗和中國動力的比較優勢日益凸顯，并得到歐亞地區主要行為體越來越多的認可和贊賞。以合作促發展并在發展過程中消解各種問題，進而逐步累積信任并自然演化出的新型國際合作規范的輪廓變得更為清晰。其基本要素主要包括：一是構建連接從東至西橫跨歐亞大陸的復合型立體合作網絡，包含資源、物流、商品、生產、消費等一切要素；二是建設雙邊和超越民族國家界限的多邊合作框架，并尋求二者之間的平衡發展；三是以發展為絕對優先目標，而非簡單的計量意義上的數據增長；四是不再將本國利益最大化作為核心指標，而更強調相對利益的獲取；五是不再突出傳統的“非西方世界”的替代性選擇，而將包括中東歐和西歐在內的廣義上的西方世界的關鍵部分納入合作框架，以有限的普遍主義代替了絕對的特殊主義傳統路徑。

　　制度積累的正向效應

　　李克強總理此次歐亞之旅取得豐碩成果的另一個關鍵在于，中國與諸合作伙伴以機制化為核心的合作制度建設正在源源不斷地產生正向的外溢效應。推動制度累積、防止制度耗散是中國與俄羅斯等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20年合作的最寶貴經驗，擴大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合作、深化中哈兩國產能合作、共同規劃“16+1合作”的未來發展、提升中俄兩國務實合作都是在既有合作機制基礎之上，根據具體情境不斷推陳出新，使整個合作制度呈現出不斷累積、增量發展的結果。

　　“一帶一路”是中國倡導的新生的國際合作議程，在初創階段不可能面面俱到考慮完備。即使產生了屬于它自身的制度精神，也極有可能包含許多非一致的、非規范的、非同質的因素和進程，需要中國和所有參與方通過對話與談判不斷加以修正。從此次公布的、相較于以往越來越長的具體合作文本看，中國與歐亞地區主要國際行為體共商、共建“一帶一路”已經取得了相當厚重的早期成果。合作伊始的“異”被合作中漸次增加的“同”慢慢消解，未被規范的地方開始逐漸縮小，一些新的基于創新思維的合作機制被不斷提出，整個演化方向表現為延續和強化現有的以合作、互利、共贏為核心的制度精神，因而呈現出強勁的推動力。

　　對于中國與歐亞諸國而言，李克強總理此訪的成果毫無疑問是實實在在的，“歐亞大陸的消融”、“后蘇聯空間的終結”在地理空間意義上似乎正在日益成為現實，從西歐經中歐亞蔓延至東亞的泛歐亞時代可能正在加速來臨。當然，“一帶一路”的參與方從政治體制、經濟規模、文明形態、社會結構等諸方面看都彼此差異很大，這意味著戰略共識的凝聚可能更為困難、合作議程的商定更為艱辛，實施路徑的選擇更為復雜。對此中國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知識和物質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