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治社區的基本要素

　　中國的禮治傳統源遠流長。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禮運》也告誡說，“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先去其禮”。但是，禮治社區不是傳統禮治的簡單再生，而是剔除傳統禮治弊端后的現代轉型。禮治社區試圖將傳統的禮治與現代城市中的社區結合起來，旨在構建一種開放性、包容性、關懷性的社區治理結構。在實踐中，一個成熟的禮治社區至少包含以下四種要素：一是禮治精神。所謂禮治精神，就是一種包容、平等的精神。例如，當本地人與外地人、年輕人與老年人共處一社區的時候，禮治精神恰恰能夠將不同身份、不同籍貫、不同職業、不同年齡的人拉到一個共同的起點上來，在關照人性和尊重人格的平等起點上進行對話。禮治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分”，而是現代意義上的“合”。二是禮治景觀。社區中的一草一木都是與居民的生活具有高度關聯性的。社區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公共生活和空間，是公共交流的空間。所以，禮治景觀則是這種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間得以展開的載體。社區治理水平和治理質量的提升一定要與科學的社區規劃結合起來。三是禮治公約。禮治公約是禮治社區最為重要的要素。禮治之所以能夠將法治和德治融為一體并落實到社區生活之中，最為重要的體現就是兼具約束力和體認性的禮治公約。四是禮治平臺。所謂禮治平臺就是居民進行討論和協商的組織。

　　以上四種要素不是彼此隔離的，而是要相互嵌入。這是構建禮治社區的關鍵。

　　社區治理的中國邏輯

　　中國的社會治理講求國家與家庭的聯結。古人說“民為邦本，本固邦寧”，強調的就是中國社會治理中最為重要的一對文化基因，即“國與民”的關系，或者說是“國與家”的關系。而西方社會則講究國家與社會的關系。這兩對不同的關系必然會塑造出不同的治理形態。故中國“以民為本”的社會治理講求“政道”，西方由不同階級組合而成的社會治理特別講求“政體”。這就是學者王紹光所說的“政道思維”和“政體思維”。政道思維關注結果，政體思維關注形式；　政道思維講求寬厚包容與整體福祉，政體思維講求唯一性和排他性。西方人對政體形式之美的捍衛已經到了異常頑固的地步，而中國人所秉承的政道思維則在一種開放的胸懷中，可以吸收人類文明的所有優秀成果。以民為本的公共政策與國家治理特別講究與每一個國民、每一個家族、每一個家庭的關聯。

　　中國的現代化歷程就是“國—家”結構和“國—民”結構這一文化基因重新煥發生機的過程。鄧小平同志把現代化理解為中國式現代化，指的就是小康之家的建設以及以無數個小康之家為基礎的小康社會的建設。習近平同志強調家庭在社會治理中的價值，強調民心與民意在現代社會治理中的基礎性作用，實際上就是要將現代社會治理確立在實實在在的小康之家的基礎之上，確立在牢固的民心與民意之上。中國的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絕不是也不可能是去追求只具有形式之美和邏輯之美的政體，而是關注社會秩序的構建、社會資本的培育、社會治理績效的提升以及民眾生活質量的提高。這是傳統政道思維的文化基因在當代中國社會治理中創造性轉化的結果。

　　社會治理的根本邏輯是搭建起從家庭到國家的鏈條和紐帶，以達成家與國之間的治理勾連，這是傳統中國社會治理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國區別于西方社會治理的重要特征。因此，依托家庭而又超越家庭的禮治共同體在當代中國的基層治理中就顯得特別重要。

　　禮治共同體是中國社會治理文化基因的現代轉化形式，它體現了社區治理的中國邏輯和文化密碼。禮治社區的精神是依靠仁義禮智信的基本規范、依靠大家約定俗成的居民公約，將社區中的個體、家庭、群團組織、業委會、物業公司以及黨組織、居委會、社會組織等多重力量串聯在一起，以鑄就將德治和法治融為一體的新型社區治理形態。當西方人在感嘆社區在現代社會已經死亡的時候，中國社會轉型催生出來的禮治社區，很可能會為其他不同文化體系的基層治理提供非常有意義的借鑒和啟發。

　　世界上沒有兩個國家的社會治理體系是完全相同的。當我們走進各國真實的社會治理情境中的時候，就會發現，幾乎每個國家的治理體系都有其賴以產生的前提和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中國優秀傳統思想文化體現著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在生產生活中形成和傳承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其中最核心的內容已經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在修齊治平、尊時守位、知常達變、開物成務、建功立業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有別于其他民族的獨特標識”，“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以人們喜聞樂見、具有廣泛參與性的方式推廣開來”。由此可見，禮治社區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是與具有中國特色的社區形態和基層治理關聯在一起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推行禮治社區，意在構建一種不同于傳統社區治理和西方社區治理的新型社區治理形態。這一新型社區治理形態不僅具有當代意義，更具有中國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