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元史研究會會長、南開大學講席教授　李治安

　　五千年連綿發展，是中華文明獨有的優長與特色。無論民族范疇的中華民族，還是作為文化綜合體的中華文明，都呈現“多元一體格局”。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大一統，是我們多民族統一國家成長發展的顯著特征之一。

　　縱觀五千年中華文明，在先秦、秦漢魏晉、隋唐宋元、明中葉到近代四大發展時期，呈現四次民族大融合以及在此基礎上實現大一統的進程。夏商周經歷了以黃河中下游為中心的首次民族大融合，其后迎來了秦、西漢的大一統。東漢末到南陳滅亡是長達400余年的政權分立以及漢族、匈奴、鮮卑、柔然、突厥等的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其后是隋唐的大一統。晚唐、五代、宋、遼、夏、金又為長達500年的政權分裂對峙時期和漢族、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的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其后是蒙古族主導的元代大一統。明中葉“大航海”揭幕和滿洲入主中原帶來了清朝疆域內的漢、滿、蒙、回、藏等的第四次民族大融合，之后就是西方列強入侵、傳統社會被“近代化”以及抗日戰爭中現代中華民族正式形成。不難發現，雖然四大時期中都曾有一段政權割據、民族紛爭時期，但大一統是發展趨勢和必然結果。前者凸顯經濟文化和民族的多元或不平衡，后者則顯示中華文明在多元融匯基礎上的總體走向。

　　經歷四次民族大融合走向大一統的發展進程背后，是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斗爭、民族矛盾、地理環境、思想文化及領袖人物諸因素的合力作用。其中，生產力、生產關系、階級斗爭等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矛盾、民族交往等民族融合是決定性因素和主線。五千年中華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大抵是由社會經濟發展和民族融合支配和塑造的。但因疆域廣袤和地理風俗多樣，中華文明的長期繁榮又往往較多依賴于內部若干地域子文明間的碰觸和整合。五千年來，黃河中下游文明地帶、長江中下游文明地帶、大漠草原文明地帶、東北文明地帶、新疆等西北文明地帶、吐蕃等西南文明地帶的長期并存，造就了社會經濟發展以及民族文化等頗有差異的地域子文明承載板塊。它們不平衡發展的累積性影響和連續的相互作用導致了社會各方面的深刻變化。

　　各地域子文明兄弟民族匯聚滾動、血脈交融，共同締造了中華文明的輝煌。棲息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的漢族，最初是由中原不同族群結合而成，實乃多元一體的先驅典范。漢族人數最多，農耕生產經驗最成熟，文化最先進，對北方等周邊民族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匈奴、鮮卑、柔然、突厥、回鶻、吐蕃、契丹、黨項、女真、蒙古等棲息在北方草原等高寒干燥或半干燥地帶，主要以游牧和狩獵為生。歷史上各民族之間既有和平交往，也有軍事戰爭，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吸收，血脈交融，聯系越來越密切，逐漸形成一股強大的內聚潮流，逐步形成包括中原、江南、東北、大漠、西北、西南的全國性統一體。到近代，各兄弟民族在抵御西方殖民入侵特別是在抗日戰爭中最終匯聚成多元一體、休戚與共的現代中華民族。

　　在中華文明多元融匯與大一統進程中，儒家大一統的思想文化塑造、各民族杰出政治家的能動作用也不容小覷。戰國以來，孟子等就陸續提出“用夏變夷”“兼容并蓄”“有容，德乃大”等思想。不少政治家積極踐行這種進步思想，推動了多民族統一國家的發展壯大。例如，唐太宗主張“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他還被尊為“天可汗”。明太祖及明成祖也承認“胡漢一家”“華夷無間”“撫宇如一”。元世祖創立行省分寄式中央集權，直接統轄云南、東北等邊地，還以帝師領宣政院“政教合一”體制將吐蕃納入中國版圖。清康熙、雍正、乾隆又借盟旗制和滿蒙聯姻等令蒙古諸部作“長城”，還以“金瓶掣簽”制度冊封達賴和班禪。他們都為中華文明多元融匯和大一統作出了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