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戰五：經濟結構調整帶來挑戰。在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結構變化本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但在中國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體制下，經濟結構部分被扭曲了，如經濟增長動力結構過分依靠“三駕馬車”，產業結構過度依賴對GDP貢獻較大的工業，區域結構過分偏重沿海發達地區，生產要素投入結構過度偏重勞動力、土地、資源等一般性要素，財富分配結構偏重國富等，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到了必須調整的時候了。同時，隨著經濟增速換擋、國際競爭壓力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也是勢在必行。但經濟結構調整并非易事，歷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經歷過這種調整，但因沒調整好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我們現在也面臨這種挑戰，如：隨著“三駕馬車”效力減弱，須依靠制度變革、結構優化、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但后者啟動需要假以時日；產業結構調整需要淘汰落后產能，但淘汰落后產能是有成本和代價的；生產要素投入結構調整則面臨著人才、技術等高級要素相對稀缺的挑戰。

　　挑戰六：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帶來挑戰。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后，我們推出了四萬億投資等刺激政策，這對當時的保增長起到了明顯的作用，但由于退出不太及時，也帶來了產能進一步過剩、債務負擔加重、資產價格泡沫增加等副作用和后遺癥，以至于近年來不得不逐步消化前期刺激政策帶來的影響。但刺激政策上去容易下來難，因為經濟已對刺激政策形成了依賴。刺激政策的退出需要高超的技巧，需要把握好度：退快了退多了，經濟就可能穩不住，且容易引發系統性風險；退慢了退少了，則經濟風險會繼續累積，且延遲經濟改革和結構調整。如何處理好其中的平衡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挑戰七：社會轉型壓力加大帶來挑戰。

　　2014年中國人均GDP約為7485美元，已進入中等收入階段。根據國際經驗，在中等收入階段，社會轉型的壓力明顯加大，因為在此階段貧富差距容易擴大、社會容易失范、公平訴求超過效率訴求、經濟發展的社會成本增加等。近年來，中國已明顯感受到這方面壓力的加大。要緩解社會轉型壓力，一方面要通過針對社會公平的改革，理順各主體之間的責權利關系，公平分配權利；另一方面要拿出大量的真金白銀來大力發展養老、醫療、住房、教育等社會事業。但隨著經濟增速的換擋，經濟的持續下行，政府財政收支缺口加大，債務負擔加重，許多地方政府無力承擔越來越重的社會事業支出責任。如何在經濟增速換擋時期維護好社會穩定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挑戰八：改革難度增加帶來挑戰。經濟發展必須依賴改革，但中國改革已進入“深水區”，進入到了不得不“動奶酪”的階段，進入到全面改革的新時期。新時期的改革難度大大增加，原因：一是改革對象更復雜了，不僅要繼續改革尚未改完的計劃經濟體制，還要改革過去改革過程中形成的“過渡型扭曲體制”；二是改革協調難度增加了，不僅要協調經濟改革內部的各項改革，而且要協調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黨建“六位一體”的改革；三是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到了必須動既得利益集團奶酪的時候了，會遇到極大的阻力；四是觀念障礙增加了，很多人將貧富差距拉大、腐敗嚴重等歸結為市場化改革，因而對部分改革產生了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