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在近代史所經歷的“四清”與“文革”

　　1964年8月，我從武漢大學歷史系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隸屬于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簡稱學部。那個時候，還是激情燃燒的歲月。那年，我剛滿25歲，正是青春煥發的年齡。能進入首都北京，能走進最高科學殿堂，心情無比激動。但是，在最高科學殿堂里，真正從事中國近代史的學術研究，卻是在13年以后，即在1978年以后，1979年，我就滿40歲了，剛剛評上了助理研究員。那一年，我的頭上已初現華發。

　　我到所里報到后兩三天，所里派我和郭永才到西頤賓館（今友誼賓館）報到，那里正在舉辦1964年北京科學討論會，要我們去做會議服務工作。同時到西頤賓館報到的還有歷史研究所傅崇蘭和亞非研究所劉仲華。在那里服務10天左右，回到所里，就準備參加“四清”。

　　“四清”是俗稱，正式稱呼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在1963年秋季，在武漢大學念書時，就在武昌縣茅店公社紅旗大隊院子吳村第六小組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農村勞動鍛煉一個月，對農村“四清”有了最初的體驗。去甘肅“四清”，是中央統一部署的。學部近代史所與拉美所一起，去甘肅河西走廊的張掖。我從科學討論會回來后便準備“四清”，開始學文件，學了一個月，學“前十條”，“后十條”，學劉少奇講話，學王光美的《桃園經驗》。學了一個月的文件，就到甘肅“四清”。

　　我記得，臨行前，范老在大會議室舉辦全所宴會，為參加張掖“四清”的同志們壯行，他還特別把張聞天同志的夫人劉英同志介紹給大家。1959年反右傾以后，張聞天被安排在學部經濟所，劉英被安排在近代史所。去甘肅前，所內團支部改選，原書記仍舊，增加了一名副書記張友坤（所黨支部青年委員），增加我為支部委員。接著全所大會，劉大年副所長總結了一個月的學習，張崇山副所長作了臨別贈言，我代表團支部念了決心書。10月30日抵達張掖縣城，住進張掖飯店。此后開始一周學習，主要是了解張掖地區情況，學習西北局、甘肅省委關于“四清”文件，傳達甘肅省委“四清”工作團對工作隊員的紀律要求等。

　　在張掖地委參加四清工作培訓班后，分配到張掖縣烏江公社賈家寨大隊二隊（包括任家莊、周家莊、褚家莊），開始住在任家莊一戶農民家里，后來住進周莊一個周姓農民家里。我們那時大學剛畢業，還不能做正式工作隊員，在工作隊內部稱為臨時工作隊員。

　　我們所在的烏江公社工作組的組長是甘肅永靖縣的縣委書記，劉大年是副組長。賈家寨大隊工作組的副組長是蔡美彪。

　　我們在張掖生活了八個月。我們的工作，按照“桃園經驗”是訪貧問苦，發動群眾揭發生產隊干部的“四不清”問題，逐一落實。經過一段時間調查，我們發現當地情況，不像“桃園經驗”所說的那么嚴重，生產隊干部“四不清”也就是稍微多吃幾斤糧，有些男女關系。“訪貧問苦”一個月左右，沒有發現十分嚴重的問題。“四清”工作本身并不重。1965年1月，中央有新的文件叫“二十三條”發下來，學習后覺得很高興。現在對“二十三條”批判很多，但當時我們學了“二十三條”后很高興。“二十三條”提出了“黨內走資派”，這個概念一出來，我們覺得生產隊、生產大隊沒有黨內走資派，所有干部一律解放。1965年5月，我們結束“四清”工作，離開村子時，當地干部群眾都來歡送我們，似乎有點難舍難分。因而我的實際感受是，“二十三條”是糾正了“桃園經驗”的一些偏差。但因為“二十三條”提了“黨內走資派”，與后來“文革”中的“黨內走資派”聯系起來，批判就多了。

　　當時國家規定，大學畢業后應在農村勞動鍛煉一年。我們在張掖八個月，還不到一年，學部領導覺得張掖太苦，要給我們換一個地方，完成勞動鍛煉。1965年6月中旬，1964年進所的大學生就轉到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住進于口大隊上孟、下孟家、于口幾個生產隊里。這個生產隊在山區，沒有平地，主要在山上經營果樹，主產梨。我們在山上同農民勞動了七個月。我在這個過程中，更多地認識了中國的農村。1948年淮海戰役，黃縣各村里的農民，男子人人都推著小車支援前線，為淮海戰役的勝利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后來陳毅元帥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山東農民用小車推出來的，我們在黃縣農村有了比較切身的感受。

　　1965年11月，我們在黃縣縣城作勞動鍛煉總結時，就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回到北京以后，黎澍同志找我談話讓我寫批判吳晗的文章。那個時候批判吳晗，從黎澍的心里來講，也是一種學術批判。他給我布置一篇評《海瑞罷官》的文章。我花了一個月，寫好了給他看，他對我的文章可能不滿意，對我說還是去讀書吧，多讀點書。實際上，那時對吳晗的批判已轉向政治批判，學術批判做不下去了。黎澍主編的《歷史研究》受到的壓力非常大，他也很著急。

　　此后，近代史所組織第二批“四清”工作，祁式潛帶隊，地點是江西。劉大年參加過，黎澍沒有參加。所里沒有讓我去，黎澍同志安排我到西郊組，住在西頤賓館（今友誼賓館）的中館。西郊組是黎澍同志領導的，1963年建立，對外名稱叫“中國近代史討論會”。西郊組的活動對外是保密的。這個組的任務，是為外交部的中蘇談判準備中俄邊界問題資料。

　　在這期間除了批判吳晗，還批判“三家村”、“青春漫語”。“青春漫語”是在《北京晚報》開辟的一個雜文專欄，執筆者是學部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楊述。那時候，各大報紙大張旗鼓批判“三家村”，學部則在組織批判“青春漫語”。批判的材料都印出來發給我們，各所都開批判會。1966年5月下旬，學部大院貼滿了大字報，大多是《哲學研究》編輯部署名的，矛頭直指楊述及其《青春漫語》。《新建設》編輯部在近代史所張貼大字報，揭發副所長黎澍。5月30日，近代史所召開全所（部分人員在江西“四清”在外）大會，批判《青春漫語》。我被安排為第一個發言。發言稿是與劉存寬、韓信夫、張友坤商量后，由我和韓信夫共同起草的。接著，西郊組黨分支部決定大家可以寫大字報，參加文化大革命。于是一批批判黎澍的干部路線的大字報貼了出來。

　　學部通知1966年6月4日要在首都劇場召開全學部大會，批判《青春漫語》。近代史所挑選了我和沈慶生到學部大會上發言。正好6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奪回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一清早就聽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廣播這篇社論。那時《人民日報》的社論就相當于中央的最高指示，社論點了近代史所的名，就等于被中央點名。第二天我就要代表近代史所在學部大會上發言，我就想，前一天有社論，我第二天代表近代史所發言，我應不應該回應一下社論。我就在發言稿的最后加寫了幾句話。當時我把這個發言稿給余繩武同志看，他是我們西郊組的負責人。我問他最后加的這幾句話合適不合適，他沒有反對，說可以。隨后我知道西郊組內有不同意見。后來我還是講了，因為余繩武是組里的負責人，他同意了。6月4日，學部批判楊述大會在首都劇場舉行。學部分黨組成員（包括潘梓年、關山復、劉導生等以及劉大年等領導同志）坐在主席臺上。按照大會安排，我是第四個發言。我在批判了楊述《青春漫語》后，在結語里結合6?3社論對劉大年提出了質詢，我說，我們一定團結在黨中央和毛主席周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向一切牛鬼蛇神開火，徹底打倒盤踞史學界的資產階級的“東霸天”、“西霸天”，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臺下的一些人高呼劉大年下臺。哲學所、《哲學研究》、《新建設》等單位的一些同志認為學部黨委特別是關山復包庇楊述，把矛頭對準學部黨委，劉亞克等人上臺爭奪麥克風。我想，這次大會應該是我們學部文革的正式開始。從這以后，所里的文革也就開始了。其實呢，我發言后就回西郊組了。

　　那個年代的青年知識分子對黨中央毛主席，有無限崇敬的心情。到了近代史所以后，我在當時被認為比較活躍、比較被人看重的人。加上黎澍同志的接見，在新進所的人中間形成了這么一個認識。我在大學期間要求入黨，寫過多次申請書。當時中組部在大學生中發展黨員的方針是謹慎發展。我雖然積極要求入黨，學習是最拔尖的學生之一，一直擔任班干部。當時三個班將近一百人，年級里有由調干生黨員組成的黨支部。五年級時，支部書記找我談話，讓克服驕傲自滿，說在大學沒能入黨，但會把檔案轉到工作單位，讓我不要泄氣。后來到所里，我每次都要檢查驕傲自滿。進所后，所里對我很重視。不久，組織團支部，我是團支部委員。從鄉下回來以后，我就到了西頤賓館，參加了中國近代史討論會（西郊組）。

　　近代史所的造反和別的單位的造反可能不完全一樣，主要是因為我們是根據《人民日報》的社論起來造反的。1966年的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這標志著文化革命的開始，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等七個人的大字報。我們現在講文革史，通常講1966年5月16日中央發了通知，但是這個通知，當時報上沒有公布過，我們不知道，一般人知道的就是6月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6月3日《人民日報》又發了一篇社論，題為《奪回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同日，人民日報還配發了史紹賓的長篇文章，點了《歷史研究》和近代史所的名，指出這些資產階級“權威”老爺們，是史學界的“東霸天”、“西霸天”，他們像奸商一樣壟斷史料，包庇吳晗。社論批評的矛頭直接針對近代史所。

　　接著中央就向學部派了工作組，工作組的組長是張際春，當時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很龐大的一個工作組。也給近代史所派了工作組，組長是中央組織部的辦公廳主任王瑞琪。副組長是中央聯絡部調查處的處長（相當于今日的局長）時代。所里當時有一個黨支部（其作用相當于后來的機關黨委），支部書記是連燎原，他是轉業軍人。他通知在6月15日開會，布置在所內開展文化大革命。那時我在西郊組，脫離了所里，也沒有電話聯系，不知道其實質所在是要醞釀什么。后來知道所里有一幫年輕人，他們實際上就在底下醞釀，要搞一番名堂。6月15日，近代史所黨支部召開全所大會布置所內開展文化大革命。上午部分黨支委、團支委和部分青年黨員商討今天大會召開問題，主要是由誰來主持大會。工作組組長王瑞琪、副組長時代等已經到所。大家要求工作組主持會議，工作組表示剛到所，不了解情況，不能主持會議。后來經過大家討論，七嘴八舌，決定民主選舉大會主席團。在討論中多數人反對連燎原選入主席團。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張德信、郭永才、余繩武、蔣大椿和我組成主席團，主席團推舉我為大會主席。我就主持了6月15日的全所大會。我們根據《人民日報》的社論講了一些看法，大家鼓掌通過，這就算本所文化革命開始了。這次是全所會議第一次公開批判劉大年、黎澍。這就是近代史所的所謂奪權大會。參加會議的除了工作組外，還有學部其他各所人員。

　　隨后，根據中央文件精神，所里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了一個“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成員開始是四人，后來增加到七人，組長是張德信，他是黨員，他還被推選為學部文革小組成員。我、蔣大椿是副組長，還有尹仕德。我管常務。在工作組支持下成立的這個機構就是一個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合法機構。這以后就開始批判走資派，當時稱為“三反分子”。“三反”的全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有時也簡稱“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所里當時主要是按照中央，按照《人民日報》的社論來抓走資派，我們就確定劉大年、黎澍是“走資派”、“三反分子”。李新當時在所里沒有行政職務，也沒有黨內職務，所以他不是主要斗爭對象。從1966年6月下旬以后，一段時間里多次召開批判劉大年與黎澍的會，好多次是由我主持的。6月15日那個會以后，劉大年同志回到家里，跟家里人說：“哎呀，我們這些人在近代史所工作這么多年，我們都是官僚主義，近代史所有一批年輕人，很能干呀，很有本事啊，所里黨支部布置的這些東西，他們一下子就把我們打得稀里嘩啦。他說姓張的這個人還不錯。”今天說到這里，的確很感慨，因為，他沒有因為我們把他批了而對我們仇恨，反而覺得這些人還不錯。盡管后來我們經常開大會批判他們，要他們低頭認罪，但是劉大年后來始終對我沒有這種仇恨的心理。

　　7月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關鋒、戚本禹到所里來，與部分人談話，揭發黎澍、劉大年、丁守和。7月下旬，張德信和我還到學部文革小組和工作組匯報工作，張際春、林聿時、王瑞琪、吳傳啟、劉亞克等對所里“文革”有過不少“指示”，特別是林聿時、吳傳啟對近代史所如何揭發、斗爭黎澍、劉大年出了一些“主意”。8月以后，由于在批判工作組問題上產生分歧，學部逐漸產生不同派別的群眾組織。中宣部部長陶鑄在人民大會堂的大會上宣布撤銷學部工作組，撤銷學部文革領導小組，讓群眾自己起來鬧革命。學部從此分成兩大派。我們近代史所內盡管也有不同意見，但在組織上沒有分成派別，近代史所也組織了紅衛兵，參加了學部紅衛兵聯隊，稱作紅衛兵聯隊近代史所支隊，我是支隊長。

　　“文革”初期，我在所里處理的一個案件，是我人生中一個重要經歷。“四清”回來后，所里適應社會需要成立了“情報組”（主要從事國外學術信息的翻譯工作），革命資歷很老的祁式潛為組長。“文革”起來后，我成為文革小組負責人。祁式潛仍是組長，當時他是支持“文革小組”的，是支持群眾造反的。1966年7月底8月初，社會上傳言抓叛徒。8月，我們在所里組織批判工作組。所里有人認為，工作組是支持所“文革小組”的，對“文革小組”有非議，據說祁式潛在其列。8月3日，有人在所里貼大字報，題目是《我們怕什么？》，文中有這樣的話：我們不是走資派，我們不是叛徒，我們怕什么（大意）？這樣的話，有影射祁式潛的含意，接著有十幾張大字報跟進。8月4日下午，我還召開了各組組長會議，祁參加一半，早早走了。傍晚時西城公安局打來電話，說你們所祁式潛自殺，我和幾位同志趕緊趕到西城區公安局，我們當時很緊張。公安局同志說不要緊張，這幾天老有自殺的。我要求去看尸體，公安局不讓，說人來到醫院時還有一口氣，現在斷氣了，只讓我在死亡證明單上簽了字。隔天，我接受姜克夫建議，請李宗一將大字報照相了。后來我又去找學部潘梓年匯報。潘當時是學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他也說不要緊張，要整理一個材料，往上送。我這才有機會把祁的人事檔案調出來，看了他的檔案。祁的人事檔案很厚，我看了一遍，現在還有點印象。

　　祁的妻子叫居瀛棣，她是國民黨元老居正的女兒。祁本人1937年加入中共，資格很老，受黨的派遣，在江蘇、安徽一帶活動，任路東區黨委委員，又擔任某中心縣委書記兼游擊大隊大隊長，黨內職位很高。路東區黨委書記是譚震林。1940年左右，劉少奇在這一帶視察工作，聽取工作匯報后，劉少奇順便問起匯報人是哪一年入黨，祁見另一人匯報說是一二九運動中入黨，怕自己入黨晚了臉上不好看，便謊稱自己是一二九時期入黨的。1940年延安整風，華中局黨校也在鹽城開辦，華中局通知祁去鹽城上黨校。他看過中央的有關文件，說是敵特打進了我黨的高級領導機關，他一下緊張了，以為自己出了問題，以為他對劉少奇撒謊，劉已記住并查了。他心里焦急，做了十分錯誤的決定。正好此時他夫人懷孕，他將夫人送到上海待產，此時上海是在汪偽統治下。上海公安局長叫張鳴，也是居正女婿，他接待了祁的妻子。不久后，祁帶著勤務員和一部分錢，以到上海采購武器名義跑到上海，以后沒有回來。當時中共華中局發了通報，開除祁的黨籍。張鳴將祁夫婦送到重慶居正那里。居正知道祁是共產黨，把他安排在重慶中央銀行當專員。拿干薪，不做事。他畢竟出身共產黨，對國民黨的腐敗在專員室不免有所議論，經人告密，國民黨抓了他。居正出面保他，出資送他去美國上學，他沒有去。1943年蘇德戰場形勢明朗，他已經判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局。此時他又想回到中共隊伍。他在重慶給周恩來寫信表示悔改，希望回到中共隊伍。周派吳克堅找祁談話，吳跟周匯報，同意他回到黨內，派他作黨的地下秘密工作。后來他回到江蘇上海一帶做秘密工作，領導了一批地下電臺。這些電臺直接同黨中央聯系，作了貢獻。問題出在上海解放時，陳毅在上海舉辦了一個大型招待會，過后，上海報紙報道，將祁列在陳毅以下第三名，原來在華東局工作的人立即跟陳毅反映祁式潛曾經叛黨，陳毅命令對他進行立案審查，被軟禁。他交待了自己的經歷，審查到1953年，此時審查結論基本清楚，他交待周總理派吳克堅跟他談話，恢復他的黨籍。但吳克堅當時也因事系獄，祁的交代無法證實。到1953年，祁被調到北京化工部，任化工部學習委員會主任，在化工部工作了幾年。又重新辦理入黨手續。1959年，化工部派他去中央黨校，學習了五年之久，1964年，他給范老寫信，希望進近代史研究所。后來從張掖回來又到江西“四清”，仍任臨時黨支部書記。8月4日傍晚，他回到三里河化工宿舍他的家里，在人民日報報頭上留了一句話，大意是今晚不回來了，就在附近人定湖湖心島上喝了敵敵畏，被游人發現，報告了公安局。潘梓年聽了匯報后講共產黨員自殺是叛變，應該開除黨籍。近代史所黨支部開會宣布開除祁式潛黨籍。所里組織了大辯論，批判黨支委會某些成員的右傾思想，揭出了以祁式潛為首的“三家村”，這一場“奪權反奪權”的斗爭就明朗化了。祁式潛的妻子居瀛棣當時在故宮博物院工作，她對祁式潛的自殺很不理解，曾到近代史所貼過大字報，大呼祁式潛死得冤枉，不是自殺，是近代史所殺人。9月28日，我去潘梓年同志家里，談中宣部轉來居瀛棣材料問題。潘老指示：對祁式潛自殺問題，要向陶鑄同志和中央寫一個報告：肯定自殺，駁斥被殺，這個報告要包括歷史問題和現狀。10月中旬，我把祁式潛一生經歷及在近代史所的表現和自殺前后情況，以及他自殺現場的目擊者和公安派出所有關人員的口述材料，寫成報告，題為《關于證實祁式潛確系服毒自殺的調查報告》，經學部副主任潘梓年審閱后，上報中央有關部門。報告送出后，就算了結了這一案件。這是我在“文革”初期經歷的一件大事情。

　　因為撤銷了學部文革小組，紅衛兵聯隊一派組織了學部聯絡委員會，作為領導機構。近代史所文革小組組長張德信當選為學部聯絡委員會常委。我們在所里的運動也逐漸轉向學部和社會。打派仗多了，所謂斗爭“走資派”、“三反分子”就少了。此后，斗爭本所的、學部的，以及社會上知名的公認的“三反分子”大會，時不時會召開，都帶有派性斗爭的性質，都是在所謂抓旗幟、抓斗爭大方向的名義下進行。1966年12月，學部聯絡委員會開會決定，要緊緊抓住運動的大方向，向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開火，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任務。接著學部紅衛兵聯隊聯絡十三個單位共同發起，召開了所謂“摧毀舊中宣部、舊文化部、舊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誓師大會”。有全國在京四十多個單位共一萬七千人出席。周總理支持這個會議，最后決定把陸定一等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借給這個會批判。中央文革王力、穆欣出席支持。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臺及各報記者在場。大會主席致開幕詞后，我作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紅衛兵聯隊的代表第一個發言，此外還有中央高級黨校、北師大井岡山戰斗團、北大紅旗兵團、北京日報紅衛兵、教育部八一八紅衛兵、西安地區文藝界造反團、國家科委系統紅衛兵等單位發了言。

　　1967年春，按照戚本禹要求，歷史所和近代史所聯合，收集整理劉少奇所謂“反革命修正主義”言論資料。傅崇蘭主持，我擔任辦公室主任。3月，該資料出版，新華書店發行。4-5月間，接受戚本禹交給的任務，撰寫《中國向何處去？》文章，與文化部研究室組成寫作班子。文化部研究室出面的是金沖及、宋木文等，學部是王戎笙、欒成顯、呂景琳和張海鵬，學部方面以張海鵬領隊。地點在文化部大樓里。時間大概花了兩三周，我們提交的稿子未通過。后來金沖及撰寫的文章通過了，8月以《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在人民日報發表。7月，學部聯絡委員會、紅衛兵聯隊發生分裂，以歷史所和近代史所為核心，反對林聿時、吳傳啟，組織了揪潘聯絡站（揪出潘梓年、吳傳啟、林聿時、王恩宇等的簡稱），后發展為學部大批判指揮部。這時候，所里也發生分裂，少數人不同意反對潘、吳、林，自己也拉出了一個小組織，繼續站在紅衛兵聯隊陣營。

　　從1966年6月，到1968年2月，我所在的群眾組織垮臺。這個組織垮臺因為它的后臺戚本禹垮臺。這個組織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戚本禹。我們這個群眾組織的頭頭是歷史所的傅崇蘭，他和戚本禹關系很密切，傅崇蘭為此付出了代價，后來坐了七八年牢。20世紀90年代，傅崇蘭曾出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規劃中心主任。

　　回顧起來，“文革”當中我主持近代史所工作期間，基本上沒做出軌的事。當時就是抓所謂斗爭大方向，始終抓的是黨內走資派，始終抓的是劉大年和黎澍，批判他們，別人我們都沒有多觸動。所以我們所里有的老知識分子，像鄒念之先生，在我挨整的時候，老替我說好話。我感覺到后來給我說好話的人還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榮孟源同志，他是我們所里老一輩，是前輩，早在延安時期就是有名的人物，后來因為劃成右派，很坎坷。他家就住在美術館的后面黃米胡同，他們家住的房子比較寬敞，“文革”初期，街道的紅衛兵一下子就沖到他家里去了，那很厲害。我知道以后，就派紅衛兵到他家里，用近代史所紅衛兵名義，把他的書架全部貼了封條。80年代初，榮孟源說沒有近代史所紅衛兵那個封條，他家不知要被外面抄多少次，就是因為我們這封條一貼，外面的人一看人家的單位已經作了處理，就不再來了。他說：就是近代史所保護了我，不僅書的安全，而且還有人身安全。所以他們后來也給我說了好話。紅衛兵運動期間，我們對金宗英、丁原英等同志也及時提供了保護。金宗英先生的先世是蒙古王公，曾協助清軍入關，建立清朝。家里仍保留著先世的遺風。街道紅衛兵沖到他的家里，又打又抄，他和他的家人吃了苦頭。他給我打電話，要求帶著兒子到所里來住，否則，他會被打死。我同意他的要求。他就帶著他的兒子駐在所里一段時間，躲過了風潮才回到家里。他來所，交給所里三十多塊外國表。丁原英先生有官商背景，街道紅衛兵沖到他家里抄家，要搶他的保險柜，情形緊急。丁原英給我打電話求援。我派人到他家里解救，緩解了他的困難，并且從他家里抬到所里一個大保險柜。我讓人把保險柜送到王府井那家懋隆（馬可波羅）珠寶店，珠寶店打開保險柜，柜里有金條、美鈔和珠寶。按照當時最低估價，珠寶店估了8萬元人民幣。丁原英還給所里拿來了一手絹散碎金條。董其昉是老干部，他的妻子在北京某工廠工作，可能與廠里關系不恰，廠里紅衛兵來到東廠胡同她的家里，強迫剪她的陰陽頭，董打來電話，我立即帶人趕去，驅走了廠里人，保護了他們家里的安全。

　　1968年2月初某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被隔離到秦城監獄。學部大批判指揮部頭頭傅崇蘭被學部總隊揪到北京衛戍區。我所屬的學部大批判指揮部逐漸解體。我和張德信、張顯清、孟祥才等數人在外“流亡”數日。經濟所吳敬璉數次來給我們分析各高校大字報走勢。在北海五龍亭召集同派各所負責人碰頭會，交流情況，實際上確認了我們這一派的失敗。

　　回所后，我就被所內反對派群眾組織控制起來了。3-4月間，學部總隊在西單大木倉教育部大禮堂開批判會，斗爭對象是孟祥才和我。與會者擠滿了大禮堂，大約千人。孟、張二人被拉到臺上接受批判、低頭認罪。我們被說成是傅崇蘭的黑高參、黑筆桿。

　　4月中旬，我請假回到湖北孝感結婚，在孝感干了大約兩個月農活。下半年，何重仁、李瑚兩位同志邀我參加“文革”中查抄文物的清理工作，跑過北京大學、北京工學院、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師范大學等。這一項工作，到工軍宣隊進所后，被要求停止。

　　1968年12月，中央向學部和所屬各所派來了工宣隊和軍宣隊。1969年上半年，工軍宣隊在所內做團結工作，消除派性，我自己清查思想，清查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檢討并反思自己。下半年就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從此，我被作為“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體團”的骨干，作為清查運動中的重點審查對象，經歷了長達五年的艱難歲月，經歷了嚴酷的政治審查和心理考驗。這是我此生最痛苦的時期，最無奈的時期，最無助的時期，最感到迷茫的時期。

　　10月，我被強制請進“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就意味著隔離審查的開始。在這個學習班里，主要是打態度，要打得你低頭。大約兩周后轉進到文聯大樓（今商務印書館）三層（或四層），從此失去自由。11月，我開始寫交代材料。現在記得所寫第一篇交代材料題為《中國向何處去寫作緣起》。以后按專案組要求寫出多種交代材料，包括1?15搶檔案所得檔案柜在近代史所存放的材料。這時所寫交代材料都是如實回憶的。但是過不了關。在專案組窮兇惡極般、連續三天三夜的車輪戰中，我幾乎得不到一分鐘的休息，在精神和精力都難以支持的情況下，屈服于專案組淫威，“屈打成招”（軍宣隊新來的負責人張文換副團長曾送我一拳），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專案組采用車輪戰、逼供信，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逼供、誘供，什么手段都采用了。所謂車輪戰，專案組審查被認定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尤其是“骨干”，多人輪番轟炸，反復宣讀《敦促杜聿明投降書》，喝令交代問題，日夜不休，連續數日夜，有的被審人三天三夜不能眨眼，甚至有的被審人七天七夜不能睡眠，而專案組人員輪班休息。軍宣隊里的小戰士甚至不止一次說過，你們這些人該槍斃！這樣的刑訊逼供，讓被審人精神和肉體徹底垮掉，終于逼打成招。他們給我的精神壓力是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戰略部署，反對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邏輯是：清查五一六運動是毛主席的戰略部署，當然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當然是毛澤東思想的體現。拒不交待，就是反對毛主席的戰略部署，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略部署，當然是反對毛澤東思想。我自以為無限信仰毛主席、毛澤東思想、以及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現在卻被打成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又不能辯解，在這樣巨大的精神壓力下，我感到無以解脫。再加上在無限高壓下，三天三夜不準睡覺，實在熬不過去，只得暫時承認，以觀察下一步動靜。

　　專案組的策略，首先是打垮你的精神支柱，逼你承認反對毛主席戰略部署，反對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戰略部署就是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軍團，學部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有兩套班子，潘吳林王是第一套，傅崇蘭、張德信是第二套。這是大前提。我是學部“文革”的過來人，當然知道學部沒有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開始我死不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專案組以已經確定的傅崇蘭、張德信是學部五一六第二套班子的頭頭這個大前提相逼迫，這個班子里難道只有傅崇蘭和張德信嗎？它下面就沒有根根須須嗎？你怎么解釋你在學部“文革”中的地位？難道你和孟祥才不是傅崇蘭、張德信手下的第二號人物嗎？我在被迫承認大前提已經確定的情況下，在精神極度疲憊的狀況下，被迫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不僅承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還要承認是骨干分子。我在被迫承認以前，還曾盲目相信傅崇蘭、張德信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他們瞞著我，從事了五一六反革命陰謀活動。在我自己被迫承認后，特別是在恢復體力，頭腦清醒后，立即明白，所謂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罪名，完全是莫須有的，不僅我不是，傅崇蘭、張德信也不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

　　既然承認自己是“五一六分子”，還要承認是骨干，還要承認是頭頭，還要交代組織體系，交代整無產階級司令部黑材料。在專案組的不斷引誘下，只得發揮想象力，任意編造。交代組織體系，只得按照專案組多次誘供提出的線索，把1967年8月以后，積極參加所里和學部各種活動的人，依與我的關系親疏，逐一羅織進來。要我交待整周總理黑材料，我開始死不承認。我記得，我只是所里某次會議上，講到高校大字報傾向時，提到有的大字報攻了周總理。我個人從來沒有發表過攻擊周總理的言論。但是，在高壓下，也不得不招認整了周總理的黑材料。我當時的知識有限，說不出黨史中周恩來有什么問題，只得盡量回憶以往搞黨史的人在閑談中流露的一星半點故實，加以羅織和編造。我今天敢于說，如果把我當初交代的所謂“黑材料”，曬到陽光下，一定是最沒有內容的。我卻因為編造了這些，蒙混過關了。此后，專案組對我的壓力稍稍減輕了一些。今天回想至此，仍感在高壓下未能堅持真理，向淫威低頭，實在無限慚愧！專案組獲得的材料，全部是逼打成招得到的口供，找不到任何事實證據。寧可信口供，不要尋覓證據。我黨歷史上，從延安整風以來，多次犯此類錯誤，回想起來，令人不勝唏噓。

　　離開文聯大樓后，我還被關在美術館兩個月。1970年5月20日，看守我的同志騎著三輪車把我從美術館拉到所里，告訴我準備下河南五七干校。5月30日，工宣隊員某押送我去河南息縣五七干校，陪同的有專案組人員。

　　進干校后，我被編入二排八班。分配我的任務是蓋房，拿瓦刀砌墻。建房指導是連燎原和劉寶元。砌山墻和窗戶發券，是技術難度最高的工作，我和李宗一、石方勤、張友坤經常合作擔任此項工作。半年之內，蓋了五棟里生外熟的房子，解決了全連（近代史所、考古所）住房和辦公問題。

　　夏某日，學部軍宣隊在干校中心點（經濟所附近）召開清查大會，宣布給曹振中（近代史所）、王戎笙（歷史所）、湯重南（世界史所）、杜偉強（哲學所）等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曹振中、丁守和被送農村交農民監督勞動。

　　秋，中央清查五一六專案小組成員何重仁來到干校，找我談話，要我談清楚1?15搶檔案與我有關事實，又要我寫材料。我按照本所專案組的要求寫了材料。何重仁看過后，用鉛筆將其中不實的地方勾去了，要我重抄。我由此體會到中央專案組也許會實事求是一些。

　　1971年1月，學部干校離開息縣，搬到明港軍營。在息縣干校，主要精力是體力勞動，建設干校。到明港軍營，目的是集中一切時間和精力，繼續掀起“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高潮。

　　4月下旬，“清查五一六運動”再次掀起高潮。李新在工軍宣隊領導下擔任清查運動領導小組組長，首先辦了我的學習班，大約十天。李新每天上午或下午找我談話，主要談他的革命經歷，談他從15歲當重慶學聯主席鬧學潮被開除，步行到延安的經過，談他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談了十天，談完了，李新要我談。我問：“談什么”？李新說，你談1?15搶檔案。我如實談了我知道的情況。我告訴他，我與搶檔案沒有任何關系，只是1?15清晨，張德信打來電話，告民族所洪濤和紅衛兵聯隊曹振中組織人搶了統戰部和國家民委的檔案柜，其中有15個柜子無處存放，要求放到近代史所。隨后有人開著卡車拉來15個鐵柜。我讓他們把15個鐵柜分別放到幾處屋檐下，沒有同意放進屋里。第二天，就有人對鐵柜加了封條。李新問：“你們用搶來的檔案編了什么黑材料”？我答，檔案柜是密封的，我們打不開。李新憤怒，說：“你們手下不是有會開鐵柜的人嗎”？我問“是誰”？他答：某某某。我啞然失笑。我只得直言相告：我們沒有動過檔案柜，沒有開過，當然也沒有利用它編過黑材料。李新大怒，甩手走了。我的學習班就這樣不歡而散。此后就是批判會。清查運動在息縣干校時，主要是追組織。到了明港軍營，主要是落實“罪行”。

　　此后，軍宣隊組織各種所內批判會，批判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批判對象中包括丁守和。記得黎澍發言批判丁守和“賣身投靠”，發言稿在廣播中播出。

　　夏秋間，同為一個連隊的考古所高旗在清查中經受不起高壓，在軍營廁所自殺。這些，給我們心里留下了抹之不去的陰影。

　　11月，學部軍宣隊在某范圍內傳達中央有關林彪事件文件，我被允許參加。“五一六分子們”很高興，大都堅持整了“無產階級司令部林副統帥”的黑材料，弄得軍宣隊很尷尬。軍宣隊倒打一耙，批判說，林彪是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新的黑后臺。此后清查五一六運動無法進行下去。軍工宣隊允許我的妻子前來明港探親。

　　到了1972年，清查運動就冷清了。1月，我在營房里閑來無事，借來林庚、馮沅君主編《中國歷代詩歌選》上編和《唐詩三百首》、龍榆生編選之《唐宋名家詞選》，抄寫并誦讀。又讀《史記》列傳，抄寫相關段落，寫了心得。

　　7月，我隨學部五七干校一起回到北京。回到所里后，依軍宣隊規定，我依然處在被監督下，掃馬路，掃廁所，與所里瓦匠師傅一起到屋頂補漏。我作為被監管人員，還受派給幾家同事家里修補破損的房屋。當然，我也利用晚上和早晨聽北京人民廣播電臺的英語和日語廣播，試著翻譯美國出版不久的包華德主編民國人物傳記辭典，我翻譯了大約一百多個人物詞條，送給剛參加民國人物傳寫作的同輩朋友參考。

　　1973-74年之間，我為了說清自己的問題，寫了數萬字的材料，回顧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形，帶有為自己翻案的性質。我把材料交給了新來的軍宣隊長李翔副團長。幾個月后，他又原封不動地把材料退還給我。這預示著，清查五一六的案子，快要結束了。

　　1974年12月工宣隊和軍宣隊召開全所大會，正式宣布我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一般性路線錯誤”，解除對我的審查。審查結論還曾在所里廣播。1975年初軍宣隊通知我說我可以選擇一個研究組。我選擇了翻譯組，當時還想提高一下外文水平。以為到翻譯組后，因為大家都懂各種文字，英文、俄文、日文好多種文字，一些人水平很高，我可以向他們學習。后來在翻譯組待了幾個月，那時候運動還在進行中，沒有多少時間工作，很難提高外文水平。

　　1975年上半年，近代史組何重仁與龍盛運兩位同志多次找我談話，讓我到近代史組來，不要在翻譯組耗時間了。后來他們在談話中流露出是劉大年同志要我去政治史組。我很感動，沒有多想，就在1975年9月就去了近代史組（經過軍宣隊批準）。近代史組當時的負責人是劉桂五、錢宏、何重仁三位同志。近代史組正在學習和討論毛澤東的“評水滸”，實際上是批投降主義，組里提出怎樣結合近代史研究，把毛主席的這個指示貫徹到近代史研究中來。當時討論的結論是，要結合太平天國，結合李秀成，李秀成當時是投降主義，用這個事例來說明毛主席“評水滸”的一些道理。組里把寫文章的任務交給我。何重仁同志給了我兩個月的時間。我從接受任務的當天，就全心全意地進入太平天國史研究，這是1964年8月到所里以后，我第一次接受研究工作任務。

　　我實際上用了三個月，兩個月時間用來看書，把太平天國的基本史料，有關太平天國史的文章大略看了一遍。我的文章針對的主要對象是上海的羅思鼎和北京的梁效。羅思鼎、梁效在批林批孔中發表的政論文都涉及到太平天國，我的文章主要是從觀點上針對它們。我花了一個月把這篇文章寫完，先送請何重仁、錢宏、龍盛運看，他們都感到很滿意。最后我還送給劉大年同志看，這是我第一次給大年同志看我的文章，他看過后從結構上對文章作了調整。這是我第一次知道大年是怎么樣考慮寫論文。1975年年底，當時學部領導小組經中央同意，決定要把《歷史研究》從國務院科教組拿回來，還是請黎澍先生來做主編。黎澍上任前開過幾次座談會，請北京及外地的一些學者來，討論重新接辦《歷史研究》，如何做好。所里黨總支派我做會議記錄，幾次座談會都是由我做記錄，然后整理座談紀要。第二次座談會散會后，我把我寫的文章交給黎澍同志。他說我們正要文章啊，順手交給了寧可同志，我的這篇文章就在《歷史研究》1976年第1期發表了。這正是黎澍先生重新接手后的第一期。那篇文章我認為在學術本身還是站得住腳的。關于太平天國的土地制度，太平天國在蘇南地區的一些土地政策等研究，還是我的研究心得。但是那時還在“文革”中，寫文章，因為按照毛主席“評水滸”的意思，我心里又針對羅思鼎與梁效的那些觀點，所以不免帶有“文革”時期寫文章的風格，而且結尾還聯系到蘇聯修正主義進行批判，但是文章的主體部分還是一種純粹的歷史研究。而且有些提法，很快就被李侃、龔書鐸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大學教材（第三版）吸收了，我的文章是1976年發表的，他們在1977年的修訂版中把我的文章結論基本吸收進去了，但是“文革”后批“極左”思潮，又把吸收我文章的那部分刪去了。其實，在我看來，那是學術研究，不是“極左”。

　　錢鐘書在為楊絳《干校六記》寫的序言中說：“在這次運動里，如同在歷次運動里，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于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涂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著大伙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里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帳，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批‘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我看了《干校六記》，心情很激動。

　　過去，我們理想主義太多，對共產主義具有急迫感，對社會現實缺乏切實的體驗。“文革”中我們的實際經歷，使我們認識到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差距，到達理想的路是不平坦的。這樣的認識對我的人生是很重要的，通過“文革”這樣一個挫折和鍛煉，引起了一些思考。我們過去的理想主義，包括共產主義很快就要到來，大躍進，這些我都是經歷過的。那個時候我們意氣風發，大躍進時我正好是十八九歲，從土改、互助組，合作化，人民公社化，都是經歷過的。“文革”以及“文革”過去以后，我們經歷過了，才認識到，理想和理想的實現中間是差距很大的。這可以說是“文革”十年的一個最基本的影響：懂得了通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

　　1975年，所里正式恢復了黨總支。在軍工宣隊安排下，劉大年擔任了黨總支書記，郭永才是常務副書記，黎澍、李新是副書記。此后，我不僅協助大年做些《中國近代史稿》的工作，還協助劉桂五先生做了一些屬于學術秘書范圍的事情。也許當時的黨總支對我寄予某種期望，可是沒有人告訴過我。當時黨總支決定“開門辦所”，要我做一點具體工作。我負責聯系到北京郊區南韓繼收割麥子（“學農”），到北京內燃機總廠聯系參加勞動（“學工”）。那年我還陪同郭永才幾次到大連造船廠，向那里的工人理論隊伍取經。1976年，我推動與北京二十多家印刷廠職工聯合辦“七二一大學”，給學員講授中國近代史，并且編寫、印發了教材。陪同劉桂五先生到北大歷史系、天津歷史所調查了解他們開門辦學、開門辦所的經驗。我還參與接待來訪外賓的工作。黨總支研究某個問題的會議，有時候也通知我去參加，聽取我的意見，盡管我還不是黨員。“四人幫”被粉碎后，《光明日報》舉辦座談會，揭露和批判“四人幫”在史學界的罪行，所里黨總支也推薦我去出席，我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刊登在報紙上。1977年院里安排“清理幫派體系”工作，我再一次受到沖擊。“清理四人幫的幫派體系”是當時中央的精神。如何清理，如何正確處理“文革”結束后各種復雜的關系，就看各單位負責人的做法。社科院領導小組指定李新同志為近代史所“清理幫派體系”領導小組組長。一時間，劉大年、郭永才、張友坤、張海鵬成為“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劉大年、郭永才、張友坤靠邊站。全所大會批判“四人幫的幫派體系”，給我戴的帽子是三頂：“五一六”一風吹、突擊入黨、突擊提干。我找李新論理：我不是“五一六”，而且“五一六”不是我吹的，是軍工宣隊吹的，怎么是我的罪名呢？我沒有入黨，也沒有被提干，我怎么是突擊入黨、突擊提干呢？李新告訴我，那是群眾發言，哪有那么準確。其實我知道，這些群眾發言，都是李新事先審定過的。“清理幫派體系”把我和劉大年先生連在一起，在全所掀起風潮。但是，我那時的了解，大多數人不支持這樣的做法，許多人對我表示了同情和支持，我一點也不感到孤立。近代史所的這種烏煙瘴氣，到年底就煙消云散了。1978年，社科院院長胡喬木、副院長鄧力群到近代史所召開座談會，聽取意見。事后我聽出席過座談會的丁名楠先生說，鄧力群在會上說，對人還是要厚道一些。這顯然是提醒李新注意。我協助劉桂五工作有兩年，后來有的人向所里反映，現在所里需要好的研究人才，你們把張海鵬安排到那里恐怕是不合適的。所以后來所里就又把我從學術秘書那里抽出來了，沒讓我在那里干。1978年，社科院進行了改革，各所組建了研究室，組建了科研處（大體上等同過去的學術秘書），在近代史所也成立了科研處，任命了處長、副處長，我就不與聞其事了。1978年開始，我進入了真正的學者生活，努力搶救失去的時間，一心一意展開自己的學術研究。在這樣的條件下，度過了我從事純粹學術活動的十年黃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