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時學（上海大學特聘教授）

　　任何學術研究都需要理論，國際問題研究也不例外。理論的最大功能就是能使我們在錯綜復雜的現象中厘清事物、事態或事件的來龍去脈，發現問題的本質，找到矛盾的癥結。例如，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愿意將大量資金用于國防建設？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認為，國際體系具有“無政府”的特點，必須靠自身的軍事實力來維護國家，因此擴大軍費開支是理所當然和天經地義的。又如，為什么發展中國家無法得到長足的發展？“中心-外圍論”認為，處于“外圍”的發展中國家在資金、市場和技術等方面必須依附于處于“中心”的發達國家，這一關系使發展中國家經常在不合理的國際經濟制度中受到發達國家的剝削。

　　雖然國際關系理論是有用的，但我們在從事國際問題研究時，也不能迷信它，更不能認為它能“包治百病”。但令人遺憾的是，在現實中，理論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夸大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比如，一些對論文的評價，極為重視該論文是否使用了理論，是否有理論創新或是否達到了一定的理論水平。因此，有時個別研究人員冥思苦想、挖空心思地使用一種“理論”，甚至會故弄玄虛地寫下大量晦澀難懂的文字。雖然這一“理論”與論文要探討的問題有“兩張皮”之虞，但在一些人眼中，越是讓人看不懂的論文，越是被認為是理論水平高的“佳作”；平鋪直敘、深入簡出、通俗易懂的論文不少會被當做缺乏理論深度、沒有水平的文章。

　　再比如，一些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的匿名評審專家和答辯委員會在評議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質量時，常把論文是否使用了某一“理論”作為判斷論文質量的重要依據。其結果是，不少博士研究生和碩士研究生為求得順利通過論文答辯而如饑似渴地尋找“理論”，盡管這種“理論”與論文未必“沾邊”。近幾年，我國每年招收的國際問題專業碩士生和博士生可能是數以千計，甚至數以萬計。如果每一篇論文都能取得理論創新，其影響力是不可想象的。

　　實踐出真知。這意味著，理論來自實踐，理論聯系實際。但有人卻試圖用“理論”去論證某一既成事實的對與錯。例如，改革開放是中國的明智選擇，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我們能從人類社會的這一壯舉中得出一些高見，并使之升華為理論。但有人卻用一種或數種“理論”來證明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是完全正確的。又如，金磚國家擴員是該組織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后導致的必然結果，體現了發展中國家或新興經濟體希望在國際格局的轉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良好愿望，我們應該以金磚國家擴員這一事實為基礎，從中得出一些理論化的結論。但有人卻試圖以某一理論來論證金磚國家是否應該擴員。

　　迷信理論不僅不能推動國際問題研究，而且還會讓人誤入歧途。其實，有些國際關系理論貌似理論，實際上是理念，或是一種常識性的判斷，很難在真正意義上為國際問題研究發揮指點迷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理念對現實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所謂的理論。尤其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時，我們更需要的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謂“理論”。

　　還應該指出的是，有些國際關系理論是在數十年前問世的。時過境遷，一些理論（或其中一部分內容）早已過時，甚至是令人誤入歧途的。例如，依附論認為，為了減少對發達國家的依附，發展中國家必須與其“脫鉤”。在全球化時代，這一建議完全是“餿主意”，根本不可能指導我們對發展問題的研究。

　　德國思想家歌德說過，“理論是灰色的，生命之樹常青。”誠哉斯言。事實表明，在如何解決俄烏沖突以及如何回擊西方對中國的打壓等方面，國際關系理論的作用是令人失望的。當然，承認理論的這一局限性并不意味著理論是無用的。我們應該摒棄的是迷信理論、并將其當作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的錯誤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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