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公方彬

　　當下輿論場有個奇特現象，“左”右之爭持久不衰，幾無共識，然而，只要涉及“陰謀論”，表現驚人一致，雙方皆認為陰謀無處不在，無時不有，且處于泛化過程中。當然，二者存在主體和指向上的差異。

　　極左派所講的陰謀論，原指美國等西方國家，現已延伸到所有不喜歡的國家、組織和個人；原來局限于政治和軍事領域，現在延伸到經濟、文化乃至體育等領域，甚至從奧運會中尋找陰謀的蛛絲馬跡；原來屬于國家戰略籌劃與學者話題，現在是網民的公共話題。

　　自由派所講的陰謀論，主要指向黨和政府，原來所講的陰謀范圍在政黨政治，比如，國共戰爭時期共產黨通過陰謀取勝，“文革”“十年動亂”時期通過“引蛇出洞”打擊知識分子。當下陰謀已經泛化為國家治理和政府行政的方方面面，似乎黨和政府是通過耍陰謀實行社會治理。

　　雖然目前陰謀論還不是主流，但其危害著實不小。對外，與G20會上的中國方案格格不入；對內，與政治規矩和“全面依法治國”有沖突。特別是，陰謀論與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或全盤西化相結合，更會產生不小的社會影響和危害。因此，亟需厘清原因，弄清危害，進而找到克服辦法。

　　一、陰謀論生成和蔓延主因

　　陰謀論是冷戰思維的產物。冷戰時期，世界上盛行陰謀，一方面因為兩大集團力量近于平衡，雙方都想搞垮對方，又沒有絕對優勢，因而求助于陰謀；另一方面是兩大集團之間橫亙著有形無形的“柏林墻”，難于交流而無法通過顯規則博弈，只能搞陰謀；再一方面是陰謀論可以支持話語系統，為意識形態斗爭提供靶子和炮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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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世界政治生態的變化，通過陽謀即可達成目的，便不必再搞陰謀。蘇聯瓦解，東歐劇變，國家或國家集團間的斗爭向“文明沖突”的方向遷移，誕生于政治制度對抗基礎上的陰謀隨之弱化甚至消失。與此同時，經濟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深刻改變著國家關系與邊界，很容易通過貿易和文化交流傳播自己的文化與價值觀，自不必搞陰謀。

　　根本而言，人類文明的進步，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變化，正在深刻改變著世界的力量構成和呈現方式。不能占領道義制高點，通過陰謀贏得的成效，會因大白于天下而前功盡棄，甚至瓦解基礎。為什么美國政府不阻止我南海宣傳片在紐約廣場播放？原因即在于此。

　　那么，陰謀論為什么甚囂塵上，甚至蔓延開去？主要原因：一是政治制度之爭與文明沖突或道義之爭存在差異，前者更強調目的性，因此構成陰謀論的邏輯起點，我們堅持的是前者。二是長達十年的“文革”，“揭批查”與告密、誣陷給民眾打下深刻烙印，甚至成為一些人的思維慣性和生存法則。三是小農經濟與儒家倫理基礎上的潛規則，文化傳統中的權謀思想，皆與陰謀論契合。四是正統和“大一統”與西方多元價值和政治碎片化存在很大差異，形成不同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因而形成誤讀。比如，美國電影把國會和五角大樓摧毀N次，如果換成中國首都，一定認為是陰謀。五是充斥銀屏的宮廷戲與間諜劇反復強化大眾認知，前者勾心斗角，后者陰謀致勝，青少年耳聞目染中形成凡事皆陰謀的價值觀念，等等。

　　二、陰謀論盛行危害甚大

　　抑制思想和價值系統更新，削弱中國國際影響力。道義制高點不會出自陰謀。目前，中國進入“最接近世界中心”的時候，開始參與規則制訂，而參與規則就必須遵循規則。一切皆為陰謀，必被人懷疑中國不喜顯規則，更熱衷潛規則。如此只能弱化道義力量，且中國越強大，招致猜疑就會越嚴重。西方一再要求中國遵循規則，認為我們不按規則出牌，將因此坐實。同時，由于陰謀論不以文明和野蠻為評價標準，而是以親疏得失為原則，注定把一些國家趕到對手的陣營中去。規律表明，你把他當朋友，他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你把他當敵人，他一定是敵人。

　　羈絆大國道路，裹挾國家外交。大國要有大格局，包括思維方式、價值系統和話語系統。在剛剛過去的G20峰會上，習近平闡述中國方案時強調：“不是為了另起爐灶，更不是為了針對誰，而是對現有國際機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目標是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這是正道，問題是社會充斥陰謀論，注定沖擊國家開放理論和外交政策策略。比如，我們的意識形態基本圍繞美國建構，這合乎邏輯，但與其他國家碰撞也認定是美國陰謀，一定是冷戰思維所致，這很容易把自己逼到死角。滿眼里是敵人和陰謀，最終會四面楚歌。

　　抑制大國國民塑造，扭曲民族思維和價值追求。大國需要大境界，而境界反映于方方面面。有個現象值得關注和思考，好萊塢電影故事多為與外星人和自然災害作斗爭，基點是世界在美國領導得到拯救。我們的影視劇多為諜戰劇、抗戰神劇和宮廷爭斗，二者比較，哪一種更反映大國境界？！陰謀論扭曲思維和價值追求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認定是陰謀，也便沒有必要研究本源性問題和事物的發展規律。類似的現象有很多，比如說奧運會上升國旗出了瑕疵，某個電視劇用錯了演員，都往陰謀上靠，如果看一下美國大學生演出齊唱《社會主義好》，演奏《閃閃的紅星》，又該作何感想？誠然，由于政治生態和精神系統的差異，不能簡單類比，但至少需要思考如何避免膚淺化、極端化。其實，陰謀論過盛的結果往往帶來尷尬，最典型的是“郎平現象”，有人評價：“漢奸與英雄，只有一塊金牌的距離”。看一下當年高喊“中國可以說不”的人，據說賺個盆滿缽滿后移民美國。所以，靠陰謀論吃飯者，必然挖空心思制造恐怖，目的是通過臆造敵人來維系自己在輿論場上的“溫度”。最近，網上流傳著《我為啥娶了個“丑女”還捐獻450億美元》的文字，號稱扎克伯格回應中國網友，稍作辨析不難看出是假托，但其中有一句話值得玩味：很多中國人喜歡陰謀論，內心里就像瘋長的雜草，就是不愿打開心靈的窗戶接納燦爛明媚的陽光。”

　　非理性增強而人文精神受壓，導致社會中戾氣充斥。人類世界原本就是天使與魔鬼并存，這種情況下，心態、視角和思維方式至關重要。如果一個人、一個集團乃至一個民族滿眼里是陰謀，且以此決定自己價值判斷和行為指向，久而久之必形成寓言中的“偷斧子”心態。看一下網絡空間，有幾個國家的網民像我們這樣，文章尚未看明白就開罵；一個社會事件剛發生，政府處于社會突發事件尚處于過程中，就要求立即產生與主觀臆斷相一致的結論，否則就是搞陰謀；有幾個國家的大學教授不做學問，不研究深層矛盾和問題，熱衷于口水仗。所以，陰謀論盛行，必定導致強烈不信任，進而是戾氣。

　　為賴政、怠政提供托辭和遁路。沒有比把責任歸咎于敵人和自然災害更簡單的事情，就如同當年不認真反思“大躍進”的決策失誤，而是以“三年自然災害”與蘇聯逼債予以搪塞。時至今日，有太多的人熱衷此道，北京奧運會期間，有西方運動員戴口罩，認定這是西方陰謀，后來美國大使館檢測PM2.5，更是美帝國主義丑化分化中國的陰謀，甚至西方領導人到中國餐館就餐，駱家輝作為美國大使到中國上任路上，因自己背包無人伴陪，全無“官威”而為是丑化中國官員，是陰謀，等等。如果我們總是把一些普通的社會行為往陰謀論上引，只能是為昏官庸官貪官懶官提供借口，別無他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