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防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公方彬

　　特朗普與希拉里PK，前者勝。或許太多人因此大跌眼鏡，各種解讀出現在輿論場，且解讀不斷升格。比如很多人認定這會改變美國，同時深刻影響世界和中國。

　　其實，特朗普當選，既改變不了美國，也改變不了世界，當然更不可能改變中國。根本原因，美國總統權力是有限的！

　　美國總統上任宣誓，按照程序要求，宣誓者手按《圣經》，宣誓效忠憲法。這叫“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具體來講，人們的精神世界由上帝照看，社會運行由法律來規范。

　　既然兩個重頭戲都不是由總統演，他也就只能干些具體事務。例如，奧巴馬執政8年，交棒前訪問英國，有英國人問：“執政期間你做了哪些值得驕傲的事情？”回答：“我推動了醫療改革！”這樣的事情放在中國，恐怕是衛生部長的職責范圍，最多是在總理主持下由衛生部門完成。

　　美國總統權力有限且有范圍。“水門事件”，面對特別檢察官考克斯的步步進逼，尼克松要求司法部長理查德森罷免考克斯的職務。理查德森說我不能執行你的命令，我辭職。副部長拉克爾·肖斯接任司法部長后，面臨同一難題，也選擇辭職。最后，司法部三號人物博克成為司法部代理部長，答應罷免考克斯的特別檢察官職務。

　　為什么檢察官與司法部長敢于和總統“過不去”？原因是多方面的。美國聯邦檢察官算是司法部長的下屬，因而是總統下屬的下屬。但是，“國王的國王不是我的國王，奴仆的奴仆不是我的奴仆”。法理上總統無權越過司法部長解除聯邦檢察官的職務，只能通過司法部長下令。從權力關系上看，司法部長應當執行總統的命令，但由于司法部長一般是有影響的法律學者，或有成就的檢察官、大律師，這決定了他們不擔心丟飯碗。同時，司法部長屬于政治官僚，而政治官僚與事務官員不同，其被解職不是最可怕的，道義形象受損才是最可怕的。只要道義形象在，被解職后仍然可以東山再起，甚至可以競選總統。因此，沒有必要和失去民眾的總統綁在一起。

　　總統對經濟的影響能力更小。西方國家搞的是市場經濟，雖然二戰期間的羅斯福新政，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有所提高，但總體上仍然不直接介入經濟運行。某種程度上，美國總統在經濟領域的話語權比不上美聯儲主席。至于用錢，更得向管錢袋子的國會伸手。這就是美國政府預算出現短缺，只能關門等國會給錢的原因。

　　別說總統跨界用權在美國是大忌，甚至自己的“人權”或私權，都因擔任公職而受到大幅消減。比如，特朗普做商人出現桃色事件，或許可以花錢擺平，當了總統后再干類似的事，克林頓與萊溫斯基就是前車之鑒。至于權力尋租，幾乎不可能。比如，德國前總統武爾夫就因為受賄700歐元，而被告上法庭。類似情況在西方國家不是個案，參照系數極高。

　　當然，美國總統雖然不能從制度層面改變美國，但一段時間里會影響美國的政策走向。特朗普在競選過程中拋出的一些觀點，一定會反映到政策中來。“美國制度不適合所有國家”“美國利益第一，意識形態第二”“美國不會繼續輸出價值觀”“發展經濟是第一要務”和“美國不要強出頭”，等等。這些與鄧小平推進改革開放時的一些觀點很相近。“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跳出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不輸出革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韜光養晦”，等等。鄧小平的觀點深刻改變了中國。“三權分立”下的美國，特朗普的觀點不可能深刻改變美國，但在一至兩個任期內影響和決定政府行為，實屬必然。既然美國是世界警察，既然美國經濟高度影響世界，那么影響了美國政策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世界。

　　這里強調的是，我們要客觀評價美國總統的作用，不能高估。當今世界，因為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和網絡聯通，整個世界就是一個大有機體，既然是有機體，也便決定了其走向和怎么走，不會完全決定于單一體，而是決定于各部分的磨合與作用。所以，即便特朗普很瘋狂，仍然不會導演出想象中的大風暴。

　　至于對中國的影響，更不必擔心。每一次美國總統大選，中國注定成為雙方的攻擊目標。這一點在蘇聯解體后，反映特別突出。似乎不管哪個上任，都會立即拿中國開刀，結果呢？都得和中國商量著辦，因為中國已經成為“大塊頭”。哪怕只是為本國著想，也不能兩敗俱傷。

　　保持定力，做好自己的事，就讓美國總統折騰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