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訊（記者劉夢甜）2021年10月24日，由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主辦、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與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承辦的“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與治理”學術研討會在京舉行。

　　為深入探討大變局下中國國家安全與治理的研究與發展問題，進一步推動國家安全學體系的完善，會議圍繞四個單元展開。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檀有志，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研究員、國際關系學院教授趙鴻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楊杭軍以及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金融學院教授郭敏分別主持上述四個單元的討論。

　　第一單元關于“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的討論中，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于鐵軍分析了美國國家安全學發展歷程對中國的啟示意義，指出美國值得借鑒的地方在于在其國內主要大學中都形成了獨立的安全研究體系，有獨立的研究方法。國防科技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戰略與安全研究所執行所長宋德星認為作為新興的崛起國，中國總體上是在和平運用自身力量。新時代中國大戰略的締造需要把握住三個要點：一是要對安全威脅進行細致界定；二是要對國家利益進行細致劃分；三是要對力量運用的后果進行細致的戰略評估。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謝韜指出，國家安全學的學科建設要關注學科邊界界定和人才培養兩個問題。國家安全學同相關學科的聯系需要進行詳細界定，培養人才的層次和專業課程的設置也需要開展深入研究。在這方面，美國高校中涉及國家安全專業的相關課程的設置值得我們參考。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宋偉結合位置現實主義理論，認為中國無意挑戰美國的霸權秩序地位。在美國深度介入亞太地區的背景下，中國需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全球化智庫秘書長苗綠認為，中美戰略競爭揭示了人才對于國家安全學科發展的重要性。我國在人才引進過程中，還缺少法律風險審查和合規評估的經驗。因此，要從全局性、戰略性的視角來思考人才安全工作，創新高層次人才引進方法。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陳衛東從國際法視角分析了安全例外條款的演變及國內法回應，中國在回應美國發動的貿易戰時，需要從法律上對貿易同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系進行明確界定。

　　第二單元關于“地緣政治視角下的國家安全學”的討論中，吉林大學行政學院教授劉雪蓮指出，美國在東亞海洋地區推行“基于規則的秩序”的實質就是利用規則來譴責中國，把中國定義為規則的“破壞者”。為此，中國需要提升自身在規則制定、議程設置、輿論宣傳和統籌協調方面的能力，發揮自身優勢為未來海洋秩序的構建作出貢獻。暨南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華人華僑研究院副院長鞠海龍認為，拜登政府的南海政策的重點是強化南海航行自由，增加地區安全威懾。盡管美國構筑的戰略同盟并不能對南海地區構成明顯的軍事威脅，但可以增加該地區的安全壓力，使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復雜化。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教授劉豐分析了美國聯盟體系的轉型對中國國家安全的影響，指出美國正在推動聯盟向一種網絡化模式轉型，力圖把更多國家帶入其主導的聯盟體系中。當然，這也導致美國的一些盟友對其政策議題的支持程度有很大彈性。為此，中國也需要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在是否結盟這個問題上采取更加靈活的態度。蘭州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陳小鼎認為，上海合作組織在區域公共產品供給中存在三個問題，即組織定位模糊限制了供給能力、組織認同度低限制了供給意愿以及組織整合困境限制了公共產品供給成效。因此，需要對接新老成員的利益訴求，強化成員國的組織認同。浙江理工大學法政學院教授李熠煜結合印度西孟加拉邦的案例，分析了非政府組織（NGO）在印度地方自治中的作用。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羅英杰則指出，“一帶一路”的安全形勢相較以往更加復雜。在海上方面，拜登政府上臺后繼續強化對中國的遏制。在陸上方面，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傳統安全威脅并沒有消失，同時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威脅在某些地區也不斷凸顯。對這一問題，國家安全學可以進行深入研究。

　　第三單元關于“安全治理與全球治理的關系”的討論中，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龐金友指出，數字安全已經深刻影響到國家安全，無論數據的收集、保存還是使用都存在著風險。一方面，數據泄露威脅到個人乃至國家的安全，另一方面，數字鴻溝也加劇了一國內部和國家之間的經濟不平等與社會不平等。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林利民認為，新冠疫情從物質性和社會性兩方面對世界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疫情的應對充分顯示出中國的制度優勢。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魏玲同樣結合新冠疫情，指出中國在同東盟的關系中需要加強在公共衛生領域合作。在疫情期間，東盟國家的首要需求是疫情防控，然后是經濟復蘇。中國可以通過依靠由多元主體構成的專家網絡，幫助東盟國家走出疫情。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衛東認為，拜登政府所謂的“美國回來了”實際上是一句很矛盾的口號，因為他依然在延續特朗普政府的一些政策。表面上，拜登政府不斷宣揚美國遵守國際規范，但在實踐中仍然堅持美國優先原則，也同特朗普政府一樣順應國內民粹主義需求，主張調整美國產業鏈、堅持貿易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熊李力則指出，美國推行逆全球化政策的動因在于傳統制造業的衰落導致出現了大量失去就業機會的勞動階層。同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政府的逆全球化顯得更有底線。

　　第四單元關于“中國周邊安全態勢與安全治理”的討論中，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方長平認為中國的周邊安全越來越具有全球性意義，中國可以嘗試將區域導向同安全導向相結合，對不同區域采取不同戰略，以及綜合運用政治、經濟和外交等手段。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周方銀也指出美國的介入使中國的周邊環境日趨復雜，特別是拜登政府不斷試圖分化中國同周邊國家關系。華中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院長胡宗山則分析了臺海問題對中美競爭的影響，指出臺灣當局當前一邊倒向美國的做法只會使自身陷于愈發危險的境地。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高程認為同冷戰相比，印太地區在“新冷戰”時期并不存在兩個對抗性的軍事同盟體系。中美兩國在參與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存在相互分工，并且兩國之間也并不存在尖銳的意識形態對抗。從積極的角度看，印太國家大多在中美競爭中保持中立，并且東盟同中國的經濟聯系也更加緊密。疫情期間中國大國責任的彰顯與美國領導力的缺位，也讓東盟國家重新評估美國和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的能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陳須隆指出，中國的區域安全治理需要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原則，其中“可持續”來自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由于安全和發展之間的內在聯系，區域安全也包含著深刻的發展內涵。為此，中國需要推進安全共同體和發展共同體建設，重視可持續發展合作對安全理念、政策及實踐的影響。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高祖貴也認為需要統籌安全與發展的關系，一方面要保持經濟快速穩定增長，另一方面也要維護國內社會穩定。事實上，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我國治國理政的不同方面都有所體現，特別是在發展已經比較完備，而與安全相關的戰略機制與法律還比較欠缺的背景下，國家需要大力強化安全體系建設。在二者關系中，發展依然是主要矛盾，也是解決安全問題的必由之路。

　　本次研討會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安全與治理研究成立大會暨“大變局下的國家安全與治理”學術研討會的組成部分。來自國內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智庫的20余位專家學者與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