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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9月16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光明網、《社會保障評論》編輯部協辦的“共同富裕大家談”第一期在北京舉行，共同探求正確理解共同富裕和更好地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大問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作題為“可持續經濟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一個前提”的報告。為匯聚各界共識，共同探求走向共同富裕的發展思路與實踐路徑，光明網對報告內容予以刊發。
作者：鄭永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
共同富裕是人類的理想社會形態，有利于經濟可持續發展，也符合中國從貧窮到小康再到共同富裕的經濟發展邏輯。今天討論共同富裕問題，破解對共同富裕的誤讀，需要明確三個方面。
第一，共同富裕的重要性
共同富裕的重要性，至少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看：一是共同富裕是人類的共同理想和普遍追求的社會形態。特別理想的淵源是不容忽視的，從中國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到歐洲近代以來的社會主義，都存在共同富裕的理想。只要這個理想還在，不管多么困難人類都會不斷追求這樣的理想。
二是共同富裕是人性所指。一個普遍的現象是，貧困是大家所厭惡的，世界上除了一些特殊的社會群體，沒有人會喜歡貧困。但同時我們也不喜歡富而不公，即少數人很富裕、大部分人很貧困。這就可以解釋英美國家這些年來為什么民粹主義崛起。雖然這些國家生產力非常發達，富裕程度比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高，但是因為社會富而不公而被人們所厭惡。
三是共同富裕有利于可持續經濟發展。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共同富裕涉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關系、勞動所得與資本所得之間的關系。資本生產了產品，這些產品要賣掉才能轉換為利潤和財富。如果勞動者過于貧窮，買不起資本生產的產品，那么資本的可持續發展是有問題的。從消費社會的視角來看，大家都認為可持續經濟發展可能要從內部消費、消費社會入手。那些實現可持續經濟發展的國家往往是消費社會，像美國發生經濟危機，其原因就包括中產階層減少導致消費能力減少的問題。
四是共同富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演進必然，是很自然的一部分，并非心血來潮。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步就是要解決貧困問題。改革開放之前，鄧小平同志強調搞社會主義，一定要使生產力發達，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歷史上徹底擺脫貧困，下一步就要追求共同富裕的社會形態。
第二，如何正確理解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提出以后，無論是經濟學家或社會學家，大多是從三次分配的視角來理解共同富裕，但在學術層面并沒有將共同富裕和分配之間的關系解釋好。那么，我們如何理解三次分配？
初次分配講效率、再分配講公平、第三次分配講補充，這樣的表述需要從學理上做進一步論證。
當然，初次分配講效率，但是初次分配也要講公平，并且初次分配的公平是最主要的公平。我們鼓勵勞動致富，就必須通過勞動解決我們基本生存發展問題。一個人如果沒有就業、不能通過勞動所得過上體面的生活，更無法通過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致富。初次分配以企業為主體，政府在其中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如很多國家以法律的形式規定最低工資制度，通過法律規定勞動者應該獲得的合法權益。
再分配應當講公平，但是再分配也要講發展。各個國家都是通過財政、稅收政策進行再分配來調節經濟、刺激經濟發展的，如果只講公平，經濟發展就會變成“分蛋糕經濟”而不是“做蛋糕經濟”。即使在西方經濟體中，再分配也要扮演繼續“做大蛋糕”的角色，至少是穩定大的“基本盤”的角色。
第三次分配主要是企業家慈善行為，彰顯的是社會責任。三次分配要健全法律體系以鼓勵企業家通過慈善捐贈履行社會責任。知識界要肩負起準確理解分配的責任，切忌在缺乏理性認識條件下進行解讀。
第三，在中國的現實情況下，實現共同富裕要致力于三個方面：一是上不封頂，二是要保底，三是要擴中
首先，上不封頂。如果規定一個人收入和財富的上限，第三次分配將不復存在。如果一方面希望企業家賺更多的錢，另一方面限制企業家賺更多的錢，這是一個悖論。我們應該鼓勵企業家賺更多的錢，因為企業家是一個難得的群體、是一個能人群體，社會上只有少數人能夠成為企業家。但與此同時，也要用法律、政策來鼓勵企業家做慈善，促進他們取之于社會、用之于社會。
其次，必須要保護比較脆弱的社會群體，要通過完善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政策，來保障他們的生活。如今，我國的道路、橋梁、高鐵等“硬基建”基本建設完成，5G、智慧城市等新基建也正在進行。接下來，我們要將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等“軟基建”建設起來，既保護好社會相對脆弱的群體，也為促進社會流動，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奠定良好基礎。
再次，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我國有4億多中等收入群體，但在總人口中占比不到30%。如果按照有60%-70%的中產者才可稱之為“中產社會”的標準來看，我們距離真正的“中產社會”還存在距離。其中，搞好“軟基建”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而言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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