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施志源（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導，法學院副院長、教授）；景池（福建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運用數字技術提升生態環境的治理效能，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202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對數字中國建設的戰略目標和整體布局作出了系統謀劃和科學部署，提出“建立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這一重要論斷是我們黨對生態文明建設和數字中國建設一體推進的規律性認識，內在地構成了新征程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現實需要。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從理論上深刻理解何謂數字生態文明、數字生態文明中“綠色”與“智慧”有何關系，以及如何建立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從而更好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正確把握數字生態文明的科學內涵

　　從生成機理來看，數字生態文明是“文明數字化”與“文明生態化”有機交融的時代產物。21世紀初，伴隨著機器大工業生產的飛速發展和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的日益頻發，數字文明和生態文明作為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出現的新型文明形態嶄露頭角，文明數字化和生態化轉向同期交匯。應該說，這種現象并非偶然，而是人類在對傳統工業文明的科學揚棄中能動地找尋新的發展出路的歷史必然。這一必然不僅源自于人們對工業文明兩重性的清醒認知，更基于人類對文明交替演化規律的深刻把握和對“未來人類文明行向何處”的歷史深思。

　　從本質特征來看，數字生態文明是“數字生態化”與“生態數字化”辯證統一的過程集合。從這個意義上講，數字生態文明兼具兩重意蘊。一是數字生態化過程，即數字技術在生態領域的場景應用；二是生態數字化過程，即生態文明在數字時代的技術呈現。當前，數字技術與各領域各行業的深度融合，已逐漸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引擎。對于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而言，用好數字技術，不僅能夠精準識別、及時追蹤環境突發問題，做到有效預警、科學研判環境動態走向，還能推動數字技術的生態化轉型，進一步為生態環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技術支撐。

　　從價值取向來看，數字生態文明強調人、自然和社會的協調發展，而非單純追求數字技術的先進性，“數字”只是一種賦能生態文明建設的技術手段，二者不可本末倒置。可以說，推動數字文明建設的過程就是人們為了更加高效地保護環境和治理生態，主動生產和運用先進的數字技術，并將其作用于生態文明建設領域的一種技術與文明的融合。

　　從表現形態來看，數字生態文明可視為生態文明的數字化形態，即通過數字技術將生態文明的現實形態轉化為相應的數字形態所形成的一種數字集合，內含生態文明物質形態、精神形態和制度形態的數字化過程。例如，福建的生態云將環境全要素一體融合，轉化為實時更新的海量數據，為環境保護撐起智慧網。又如，浙江的甬江流域數字孿生平臺實現了對洪水演進的仿真預演，提高了風險管控能力。這些生態治理數字化應用的生動例子，本質上都是集于生態文明中的物質、精神和制度形態的直接或者間接的數字化。

　　準確理解數字生態文明中“綠色”與“智慧”的辯證關系

　　“綠色”是生態文明的底色，象征著一種新的發展理念。近些年來，伴隨著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不斷深入，“綠色”早已超越其原始詞義，在內涵和外延上不斷豐富，成為生產者、消費者和管理者等共同追求的目標理念，并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衍生出“綠色經濟”“綠色城市”“綠色出行”等諸多形態，改變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深刻影響和調節著人與自然的關系。

　　“智慧”則作為數字文明的表征，代表著一種先進的社會生產力。以互聯網為代表的信息通訊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意味著數字化時代的正式到來，技術變革帶來的“智慧”感彌散于社會結構的各個要素，“智慧物流”“智慧治理”“智慧教育”等一系列數字化產品的出現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的高效化、智能化運轉，加速了物質與精神財富的全面生產。

　　可見，“綠色”與“智慧”已然成為新時代文明轉型的兩大標識。

　　一方面，“綠色”與“智慧”相互依存，雙向賦能。隨著環境問題的日趨復雜化、系統化，傳統的“人力治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當下生態治理的要求，想要提高生態治理現代化、精細化水平，就必須借助衛星遙感、雷達走航等尖端數字科技進行“精確問診”和“靶向治療”。同樣，拋棄了“綠色”的實踐推動，“智慧”也終將淪為人類破壞和征服自然的工具。數字科技運行的背后造成的污染也非常可觀。例如美國馬薩諸塞州大學阿默斯特分校的研究人員發現，平均訓練一臺大型AI機器產生的碳，是一個人終其一生駕駛汽車產生的排放量的5倍。在生產實際中，“智慧”能夠促進“綠色”的轉化，使單位生產量的能耗、物耗大幅度下降，開拓新的能源和材料，降低生態治理成本，實現低投入、高產出的理想發展模式。同樣，“綠色”也能夠助推“智慧”往更有利于人類發展和人與自然共榮共生的方向升級迭代。

　　另一方面，“綠色”與“智慧”之間也存在著潛在的張力。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強調，我們一定要認識到，古往今來，很多技術都是“雙刃劍”，一方面可以造福社會、造福人民，另一方面也可以被一些人用來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和民眾利益。對于數字生態文明建設而言，既面臨機遇，也面臨著諸多風險：一是存在數據隱私泄露風險。數字技術需要收集、處理、傳輸大量的數據，如果這些數據被惡意利用或泄露，可能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信息安全威脅等問題。二是存在技術可靠性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依賴于各種技術的集成，包括硬件、軟件、網絡等，如果這些技術存在漏洞或故障，可能會導致環境監測失靈、信息錯誤等問題。三是存在人為干擾風險。數字技術的應用可能會受到包括數據篡改、網絡攻擊等人為因素的干擾，如果這些干擾得不到及時發現和處理，一定程度上會導致環境治理失效、信息失真等問題。故而，我們在看到技術帶給我們高效便捷的同時，也要警惕對技術的盲目崇拜和無限依賴，以免陷入重技而輕道、重物而輕人的囹圄。

　　深刻認識以數字生態文明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進路

　　數字技術是現代化的重要支撐，生態文明建設是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而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則構成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途徑。

　　以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首先需要推動數字技術和生態文明深度融合，促進中國式現代化走向數智化。一是要加強數字技術與環保產業相融合。通過發展數字技術，加速數字化轉型，推動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能交通等數字化應用向生態友好型轉型，以技術創新優化生產、提高效率，減少對環境的影響。二是要加強數字技術與環境治理相融合。通過數字技術實現對生態環境的全方位監控和數據分析，優化資源配置，不斷提升環境治理效能。三是要加強數字技術和生態文明教育相融合。培養符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的人才隊伍，推動數字教育向綠色智慧的數字生態文明轉型，使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四是要加強數字技術和生態治理雙向融合的制度保障。在制定環境法典的進程中，注重數字元素的植入，將數字技術嵌入環境標準、環境影響評價、環境污染防治等領域的制度規范中，促進數字生態文明建設有法可依。

　　其次，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構建數字生態文明的評價體系。數字生態文明的評價體系可以檢驗數字技術和生態文明融合的效果和成果，指導和促進數字生態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一是要合理制定數字生態文明評價指標。評價指標應該包括數字化水平、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可持續發展等多個方面，也要考慮不同評價對象的需求和差異性，確保評價指標能夠全面準確地反映數字生態文明的發展水平。二是要科學建立數字生態文明評價方法。評價方法應該是科學、規范、有效的，需要根據評價指標，制定相應的評價方法，采用多種數據分析技術和評價工具，確保評價過程合理、可靠。三是要有效運用數字生態文明的評價結果。如設立省、市各級年度生態文明評價結果發布機制，通過數據科學衡量各地區生態文明建設的年度進展總體情況，發揮好“風向標”作用，積極引導各地區加快推動綠色發展，落實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相關工作。

　　最后，生態環境治理是一項全球性工作，需要積極借鑒和學習其他國家的經驗做法，并與其他國家開展合作，這也是共同推動世界數字生態文明發展的應有之義。一是可以將數字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際生態文明合作的發展框架中。充分依托已有的國際合作組織，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等，制定出符合現實需求的數字生態文明合作協議。二是可以將數字生態文明的技術成果納入跨國生態治理的對話機制中。如在跨國流域生態治理實踐中深入開展技術交流，促進各國在數字生態治理中協同發力，不斷提高跨國生態治理能力。三是可以將數字生態治理納入環境治理雙邊或多邊協定的合作內容中。推動各國在數字生態文明各領域、各方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推進數字生態文明的可持續發展。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化經驗研究”（22AKS018）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