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多個國家和教育部重大項目，多次獲得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武漢大學人文社科資深教授陳偉在簡牘研究領域已經可以用成果斐然來形容，但說起自己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仍會提到他在武漢大學就讀考古學專業大四時，撰寫的第一篇學術論文。

　　1957年至1960年，5件鄂君啟節相繼在安徽壽縣出土，這是楚懷王頒發給鄂君啟，用于商貿通關的免稅憑證，對于研究楚文字和楚國歷史具有重要價值。1958年，郭沫若撰寫《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一文，隨后譚其驤、于省吾、商承祚、黃盛璋等古文字學家和歷史地理學家，都對其做過討論。而在陳偉看來，前人的研究雖然精彩，卻也仍有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大量收集資料、比較古文字字形后，陳偉將先前釋為“沽（湖）”的字改釋為“油（淯）”，并進而提出，“鄂”的位置不在今天的鄂城，而應在南陽市北。他寫成《〈鄂君啟節〉之“鄂”地探討》一文，后來發表在1986年第2期的《江漢考古》上。古文字學家朱德熙等多位學者，都予以肯定和引述。“一是不要過度相信學術權威，二是要盡量全面準確地掌握資料。”陳偉談到，這篇論文雖然如今看來不無稚嫩，卻在當時讓他在治學方法上初窺蹊徑，幫助他推開了學術研究的大門。

　　“層出不窮的簡牘充滿魅力，有的可驗證既往認知，有的可開辟新的課題。”1991年前后，陳偉將研究目光聚焦于包山楚簡，自此后他便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簡牘的文本復原和內涵解讀方面。2003年起，陳偉連續主持了兩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楚簡綜合整理與研究”“秦簡牘的綜合整理與研究”，對多批楚秦簡牘展開再整理。

　　從引入紅外成像設備到洽商簡牘收藏機構前去實地拍攝，從文字考釋到內涵探討，作為項目主持人，陳偉親力親為，激勵課題組同事，不斷逼近簡牘文獻的原貌。2014年，項目的主要成果《秦簡牘合集》4卷6冊出版。這部合集對早期出版的湖北云夢睡虎地秦簡牘、龍崗秦簡牘、四川青川郝家坪秦牘、湖北荊門周家臺秦簡、湖北江陵岳山秦牘、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7批秦簡牘資料進行了系統性的再整理，甫一面世便收獲了國內外眾多好評，成為研究秦簡牘的基本文獻。

　　簡牘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啟紙質的寫本和刻本文獻，在中華文明發展傳承的脈絡中，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獨特的學術價值。陳偉認為，要更好地理解這一點，就要把簡牘放在歷史的視野中比較分析。相比起甲骨文、金文以龜甲、青銅器為書寫載體，簡牘取材于竹、木，書寫成本大大降低，即使是普通民眾也能制作使用，有助于打破貴族的知識壟斷；同時，編聯成冊的簡牘能夠承載更龐大的信息量，滿足文書、律令日益增長的需求。“中國之所以在春秋以后出現百家爭鳴、學術繁榮的景象，與簡牘的大量使用是分不開的。”

　　目前，陳偉專注于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云夢睡虎地77號西漢墓出土簡牘整理與研究”。陳偉介紹，計劃再用三年左右的時間，完成《睡虎地西漢簡牘》6卷本的整理出版。此外，在研究層面，陳偉主要關心秦至西漢早期律令的性質、結構、沿革等問題，期望用五到十年時間，把這一階段律令的幾個剖面及其相互關聯理清，切實證明秦漢國家擁有完整、統一的法典。

　　由于竹木材質的脆弱易朽，簡牘的文獻整理、文本釋讀充滿繁雜與艱辛，簡牘研究常常以一種“冷門絕學”的姿態出現在大眾視野。陳偉自然對其中荊棘載途多有共情，他曾在文章《文本復原是一項長期艱巨的工作》中寫道，先秦時代以竹簡形式保存的出土資料，都要經過認字、句讀、編連、分篇幾個環節，才能進入一般意義上的古籍整理階段。也因此，在學術研究之余，多年來他一直呼吁有關部門要根據學科實際情況，出臺有針對性的政策，給研究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學者必要支持。“簡牘學‘冷’的特性是很難改變的，要讓學科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一定要有可執行的政策保障。”（光明網記者金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