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了古人的智慧之源，這是我的兩個主要貢獻。”在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馮時看來，“智”是識字的積累，“慧”是觀天的悟性，而自己學術生涯中，在古文字學與天文考古學方面的建樹，正對應著這兩個方面。

　　早自中學時期，馮時就萌發了對古文字研究的興趣。在臨摹篆隸碑帖的過程中，他逐漸意識到，漢字的寫法并非生造，而自有其誕生和演變的源流。若不解文字構造背后的“小學”之理，便難以觸及書法的精髓。因此，馮時在報考大學時沒有過多猶豫，直接選擇了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作為第一志愿，自此開啟了他的學術道路。

　　經過四十余年深耕，馮時在古文字研究領域建立起了一種宏大的、上下貫通的研究范式——突破傳統文字學家拘泥于斷代考釋的局限，以考古實證串聯起中華文明的文字譜系。馮時提到，自己一項重要的理論成果，便是提出文字的“夷夏東西說”。他認為，我們今天所討論的“中國文字起源”不應僅僅局限于“漢字的起源”，包括古代少數民族文字在內的文字，都應當成為研究的對象。

　　1994年起，馮時先后發表《山東丁公龍山時代文字解讀》《試論中國文字的起源》《文字起源與夷夏東西》等論作，他指出，發現于太行山以東的東夷文字實即古彝文，則東夷文化也即早期的彝族文化。太行山以西的華夏文字是漢字的祖先。夷夏兩系文字的歷史都可以追溯到距今八千年上下。而文字起源的夷夏兩源，則進一步證明了夷夏東西的史實。

　　從古文字到天文考古學的跨越，則源于馮時對商周甲骨中歷法迷局的執著求索。80年代后期，“商周歷法”這一問題初次顯現，成為他研究道路上的障礙。“如果不知道古代的一月和今天的一月是如何對應的，就很難解釋甲骨文和金文中記錄的事情。”彼時的馮時立志要把這塊“學術界公認難啃的骨頭”解決，并將視線投向了浩渺星宇，開始對天文方面的內容多有關注。

　　恰逢1987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被發現。帶著長期浸淫研究的敏感度，1988年文物簡報登載的平面圖一經公開，馮時就立刻認出，墓主人腳下的圖像是北斗星。經過對遺跡的觀察分析，馮時發現，幾乎墓中的所有跡象都可以用天文學觀點加以解釋，他在《河南濮陽西水坡45號墓的天文學研究》一文中提出論斷，6500年前的先民已構建起以北斗為核心、二十八宿為框架的宇宙認知體系，將中國天文觀測史向前推進了三千年，一經發布便在學術界引起巨大轟動。

　　這時，馮時就下定決心要創立“中國天文考古學”這一學科，通過地下的考古成果來研究古人的宇宙觀，進而探討中華文明的演化。橫跨了整個90年代，凝聚了馮時心力的著作《中國天文考古學》于2001年正式出版，標志著天文考古學學科的形成。2018年，馮時又撰寫出版了《文明以止》一書，在前作的基礎上更全面地探討中國文化，進一步推動學科體系走向完善。“經過這些年的研究實踐，我自己也覺得受益匪淺。”馮時表示，“從天文的角度來研究中國文化，就是一通百通。”

　　文明到底如何定義？自何處發軔？從古文字承載的宗教與思想，到星圖背后的宇宙觀與天人關系，馮時在研究中逐漸搭建起一套完整的理論框架，將中華文明的起源時間向前推到了距今八千年。“文明首先指的就是人的個體的文明。有了個體的文明才能形成群體的文明，進而形成社會的文明。”他認為，中國的文明是形而上的，不能盲目接受西方“文字、城市、冶金”的文明起源標準，而要從自己的文獻傳統與概念體系中梳理重建。

　　仰望星空，腳踏實地，俯仰之間，通達智慧。窺望馮時教授的學術之路，看似拾級而上，漸入化境，背后卻凝結著他“積厚而薄發”的治學之道：少年時代在納西文與古彝文方面的興趣，偶然成為日后破譯山東丁公遺址陶文的鑰匙；泛覽“雜書”的開闊視野，讓他在面對考古難題時總能觸類旁通。于是，他也將這樣的希冀寄予新生代學者。談到古文字學科建設，馮時認為，人文學科之間具有共通性，其發展的本質和關鍵就在于人的發展。而人才成長，則萬不可能找到投機取巧的捷徑。“必須遵循老一輩學者所說的，吃冷豬肉、坐冷板凳、下笨功夫。”（光明網記者金凌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