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 欣（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

　　《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提供了權威教材。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時代化的最新成果，習近平經濟思想源于實踐又指導實踐，實踐性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個鮮明品格。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對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進行深刻總結，指出“這些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要求“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時代課題是理論創新的驅動力”“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理論工作者大有可為”；等等。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實踐品格，表現為從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實踐出發，聚焦國際國內環境深刻復雜變化和經濟運行面臨的風險挑戰，不斷總結實踐經驗，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科學應對重大風險挑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了銳利思想武器，引領我國經濟發展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

　　以新發展理念為引領，帶來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以新的發展理念引領發展》中指出：“理念是行動的先導，一定的發展實踐都是由一定的發展理念來引領的。發展理念是否對頭，從根本上決定著發展成效乃至成敗。”

　　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牢牢把握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矛盾運動的基本原理，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我國經濟發展作出了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的重大判斷，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這五大發展理念不是憑空得來的，是我們在深刻總結國內外發展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國內外發展大勢的基礎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們黨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也是針對我國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比如，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重大突破性、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科技成果轉化速度加快等時代特征以及我國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變，部分產業在全球產業鏈中面臨“低端鎖定”風險等現實情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誰在創新上先行一步，誰就能擁有引領發展的主動權”，明確提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并將創新發展確立為新發展理念之首。又如，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不斷深入，生態環境保護問題日益凸顯。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綠色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和人民對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體現”“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新思想新論斷，要求“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生態觀、發展觀。再如，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背景下，如何推進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促進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對于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具有重要意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開放發展理念，指出“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以擴大開放帶動創新、推動改革、促進發展”“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更好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等，既反映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大勢，也是開展國際經濟合作、完善全球經濟治理的重要遵循。在開放發展理念的指引下，我國主動把握時代大勢，更加注重國內國際經濟聯動效應，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營造了良好外部環境。

　　新發展理念是新時代我國發展思路、發展方向、發展著力點的集中體現。五大發展理念相互貫通、相互促進，重點解決發展動力問題、發展不平衡問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問題、發展內外聯動問題、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反映出我們黨對我國發展規律的新認識，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指揮棒，并為高質量發展保駕護航。

　　以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為牽引，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

　　制度是根本，是保障，是工作開展的依據。實踐發展必然會催生體制機制改革創新的新需求。近年來，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競爭加劇以及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壓力加大等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出現。著眼于解決這些新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加強體制機制創新和制度建設。

　　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初步建立，市場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們對市場規律的認識和駕馭能力不斷提高，宏觀調控體系更為健全，主客觀條件具備，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在《準確把握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中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要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引下，我國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在所有制上，堅持和落實“兩個毫不動搖”，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一方面，深化國資國企改革，通過持續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完善中國特色國有企業現代公司治理、形成以管資本為主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等，探索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另一方面，致力于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通過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完善民營企業參與國家重大項目建設長效機制、完善民營企業融資支持政策等，切實有效地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

　　在分配制度上，始終堅持把共同富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在改革實踐中不斷探索實現效率與公平動態平衡的體制機制，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通過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等，發揮好初次分配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完善稅收調節機制、完善養老和醫療保障體系等，加大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的調節力度；通過完善公益慈善事業政策法規體系和社會文化環境等，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機制。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以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為重點，圍繞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這一重要問題，不斷探索、深化政府和市場關系的科學定位。比如，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系統謀劃和部署了一系列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任務和重要舉措，包括不斷完善全國統一大市場基礎制度，構建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發揮國家發展規劃的戰略導向作用，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等宏觀政策協調配合，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升宏觀經濟治理現代化水平；等等。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為新時代中國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以全球治理新理念為基石，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在《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的多篇著作中，習近平總書記都對全球發展和全球治理作出分析闡釋。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中指出：“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中指出：“我們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旗幟，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把握未來發展主動權》中指出：“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積極參與國際經貿規則談判，推動形成開放、多元、穩定的世界經濟秩序，為實現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循環創造條件”；等等。這些重要論述充分表明，我國致力于在更多領域、更廣范圍實現合作共贏、共同發展，不依附別人、更不掠奪別人，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

　　近年來，世界經濟復蘇動力不足、全球發展鴻溝持續拉大，個別國家的贏者通吃、零和博弈思維行徑給全球經濟穩定前行與各國協同進步帶來威脅。同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相互影響、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給我國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與風險挑戰。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世界歷史演進趨勢新走向、發展格局新變化、交往方式新特征等方面進行規律總結與改革創新，從正確的義利觀出發，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等，推動建立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推動各國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規則平等，積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使全球治理體系符合變化了的世界政治經濟，滿足應對全球性挑戰的現實需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既是對馬克思主義“自由人聯合體”的傳承、發展與創新，也為攜手構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有利于在實踐中推動各國摒棄零和博弈思維，以合作共贏促進國際經貿規則與時俱進變革，實現在合作中發展、在發展中共贏，進而推動各國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