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維利亞·戈瓦萊（Velia Govaere）（[哥斯達黎加] 哥斯達黎加遠程教育大學對外貿易觀察站全球事務主任、研究員）/文 王悠然/譯

　　當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奠定的歐洲中心秩序遭遇全球化裂變的挑戰時，世界正站在歷史重構的十字路口。保護主義的回潮撕裂了自由貿易的共識，產業轉移與價值鏈脫鉤加速了南北依存關系的質變，而曾被邊緣化的“全球南方”國家，卻在這場系統性震蕩中悄然崛起——從生存困境的掙扎到“金磚+”機制下的多極探索，從依附性增長到地緣戰略自主的覺醒，新的力量格局正在重塑國際體系的底層邏輯。本文將以全球化變局為背景，剖析“全球南方”國家如何突破結構性束縛，為失衡的世界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秩序想象。

　　逆流與重構：保護主義沖擊下的全球化變局

　　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在目前這個全球化的世界中，保護主義愈演愈烈，這并非一個全新現象。自從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首次出任美國總統，美國就開始實施保護主義政策，試圖發動貿易戰。當時，爭端集中在特定的貿易不平衡問題上——中國對美出口、歐盟對美的鋼鐵和鋁出口以及自1994年起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美國要求與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談判。在21世紀之初，人們很難預料到世界會走到今日這個地步，保護主義威脅著曾經取得的進步。因此，開放的貿易應該被視為人類文明的成果，必須加以保護。

　　中國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矛盾在初期幾乎未引起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的警覺，但這一趨勢正在加劇。在發展早期，“全球南方”國家整體上依靠出口特別是對發達國家的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當時的世界遵循相互依存的自由市場路線，仿佛未受到地緣政治競爭的影響。

　　然而，一場新型的貿易戰正在升級，且其影響被美國“銹帶”（Rust Belt）大規模去工業化的嚴峻現實擴大了。一方面，這個現實起到了“緩震”作用。投資向“全球南方”國家尤其是向中國的轉移，使中美迅速“脫鉤”在經濟上不可行，抑制了新興的保護主義潮流。另一方面，這個現實也為美國在關稅保護下嘗試再工業化提供了政治驅動力。基于這一目的，自特朗普第二次出任美國總統以來，“關稅”可能是其公開講話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隨著國際貿易局勢日益動蕩，“全球南方”國家應做好準備，以應對可能破壞其經濟發展和地緣政治的情況。

　　與以往不同的是，面對當前的混亂局面、保護主義的威脅，“全球南方”國家嶄露頭角，顯現出在合作與自由貿易的基礎上持續進步的能力。歷史上第一次，那些曾經被壓迫、剝削或是在政治上被壓制的沉默的國家、人民和文明正在以自己的身份登場，他們的活力和地緣戰略力量不斷增長，有能力在世界重構的過程中提出可行的國際關系替代方案。因此，在當前形勢下，世界各國都真正擁有找到自己空間的可能性。

　　亨利·基辛格在其重要著作《世界秩序》中提出了一個令人驚訝但并不廣為人知的觀點，“我們這個時代的秩序是近四百年以前在西歐，在威斯特伐利亞和平會議上設計的，當時沒有大多數其他大陸或文明的參與，它們甚至不知情”。這個觀點承認了歐洲中心主義的世界組織觀念，美國后來也被納入其中。基辛格所指的并不是一個歷史現象。他說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理解的秩序”——在他看來，上述觀念未曾改變。然而，世界本身以及許多觀念已發生了顯著變化。現今，無法想象有任何一種全球秩序能夠忽視曾被稱為“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的重要地位。

　　《世界秩序》出版于2014年，十多年后的今天，人們已充分理解當今意義上的“世界秩序”不再局限于過去發達國家的概念。我們現在正處于一個克服人類分裂的過程當中，這種分裂以一些地區的進步和另一些地區的落后為特征。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被壓迫群體的自我肯定，他們現在有機會捍衛自己更具主導性的地位。

　　覺醒與突圍：“全球南方”國家的主體性崛起

　　二戰后形成的世界秩序極不平等且處于工業化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庇護之下。而今，情況已大不相同。1980年，德國政治家維利·勃蘭特在報告《南北劃分：一項生存計劃》中將北緯30度線視為“全球南方”（欠發達國家）與“全球北方”（發達國家）的地理分界。

　　彼時幾乎無人料想到，僅僅20年后，這種對世界的割裂性認識就會被刷新。當年處于劣勢的一方現在在國際舞臺上扮演著主角角色。

　　英國經濟學家、“金磚”（BRIC，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概念的提出者吉姆·奧尼爾（Jim O’Neill）于2001年警告，全球化已導致南北力量對比發生變化。一些七國集團（G7）成員國的經濟實力已被“全球南方”國家遠遠超越。奧尼爾在《打造更好的全球經濟金磚四國》一文中稱，未來若干年，金磚國家與某些傳統發達國家的實力對比將更加明顯，這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他建議將這些國家納入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領導層。

　　然而，這并未發生。支配全球經濟治理的，仍是追求主導地位的地緣政治力量，而非經濟理性。不過，盡管奧尼爾只是提供了分析視角，但金磚國家很快意識到了它們的集體影響力和采取協調行動的必要性，以使自己被納入當前全球治理格局之中。

　　正因如此，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領導人于2009年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行首次正式會晤，并發表《“金磚四國”領導人俄羅斯葉卡捷琳堡會晤聯合聲明》，奠定了金磚合作的基礎。2011年，南非正式加入金磚國家，“BRIC”擴大為“BRICS”，2017年在廈門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提出“金磚+”概念。從那時起，金磚國家在制度、經濟體量、金融支持以及各類倡議方面持續壯大。盡管“金磚國家”與“全球南方”國家并非完全等同，但二者承載著同樣的愿景，即構建一個多極世界。

　　共生與革新：多極化世界秩序的探索路徑

　　全球化創造的貿易自由化條件，為資本和投資的流動提供了便利的國際環境，從而推動了“全球南方”國家的經濟增長和工業化。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諸多進程，其中最關鍵的是地緣政治：冷戰的終結使克服陣營對立成為可能，為全球化開辟了道路。全球化是工業革命以來最具超越意義的歷史進程，為國際合作奠定了堅實基礎。全球化的復雜影響涉及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世界各國無一例外地受益于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和經濟紅利。美國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用“世界是平的”來形容這一進程：造成不同國家和文明之間的分裂的各種壁壘與距離正在失去作用。

　　人類生產能力呈指數級增長可以說是全球化最顯著的影響，用于衡量這一增長的最準確方法是全球人均GDP。過去33年間，全球人口增幅略超50%，全球GDP卻增長了460%，即人類生產能力提升了250%。這一進步在“全球南方”國家中體現得最為突出，1990—2022年，這些國家的貧困人口比例從87%降至54%。當旨在推動區域發展和減貧的公共政策與貿易驅動的經濟增長結合時，“全球南方”國家的減貧成果是最顯著的。在這方面，中國是一個典范。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過去40多年里中國約有8億人擺脫極端貧困；1981—2019年，中國的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接近90%降至不足1%。

　　拉丁美洲在全球化進程中經歷了許多變化，未來需要匯聚政治與社會力量來維護這個全球化的世界。拉美地區需要反思，全球化貿易紅利的窗口正在關閉，構建更公平社會的努力卻沒有到位。

　　我們正在進入這樣一個時期：我們發展的許多前提將受到質疑。“達摩克利斯之劍”懸于全球供應鏈的關鍵環節之上，國際勞動分工遭受威脅，國際合作受到新的力量對比的影響。保護主義和貿易孤立主義的威脅迫在眉睫，這一趨勢或許無法逆轉，能夠與之抗衡的只有“全球南方”國家。

　　當下的政治動蕩表明，全球北方內部存在深刻的混亂，所謂的“基于規則的世界”處于危機之中。事實是，正如基辛格所言，“在這些規則的最初制定過程中未扮演主要角色的地區現在質疑規則當前形式的有效性，并明確表示將致力于修改規則”。與西方的混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全球南方”國家的沉穩步調和持續共識。這體現為“金磚+”這一總體框架，是整個國際社會重組的一部分。“全球南方”國家的自我意識不是對抗性的，而是前攝的、建設性的。

　　“全球南方”國家的秩序重構使命與未來圖景

　　“全球南方”國家的角色轉變，標志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下“中心—邊緣”格局的徹底松動。從被動嵌入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到依托“金磚+”機制探索多極化路徑；從《布蘭德報告》中“生存計劃”的掙扎者，到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的建設者，這一歷程不僅是“全球南方”國家經濟實力的躍升，更是文明主體性的覺醒。基辛格筆下“未吸納大多數文明參與”的舊秩序，在全球化裂變與“全球南方”國家崛起的雙重沖擊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

　　新秩序的構建并非坦途。保護主義的制度性固化、供應鏈的“達摩克利斯之劍”以及西方國家主導的治理赤字，構成三重挑戰。然而，歷史性機遇同樣清晰可見：“金磚+”機制的擴容與實體化舉措正打破“規則接受者”的被動角色；數字技術與綠色轉型為“全球南方”國家提供“彎道超車”的賽道；而中國等國的脫貧奇跡，更以實踐證明了協同發展戰略的可行性。

　　正如弗里德曼“扁平化地球”的隱喻所示，地理與文化的傳統壁壘正在消融，但真正的平等仍待爭取。“全球南方”國家需以更清晰的戰略共識凝聚力量，既要在價值鏈重構中捍衛發展權，又需通過南南合作填補治理赤字；既批判舊秩序的非正義性，又以實踐智慧證明新秩序的可行性。唯有如此，人類方能走出“復古未來主義”的循環陷阱，真正邁向包容、均衡、可持續的多元共生秩序。歷史的鐘擺已從“單極霸權”擺向“多極共治”，而這一進程的最終完成，取決于“全球南方”國家能否將經濟實力轉化為制度話語權，將文明自覺升華為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