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旭（華中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　　

20世紀中期，人本主義心理學家卡爾·羅杰斯將共情定義為“準確感知他人內在體驗，并傳遞理解”的能力，將其視作來訪者改變的充分必要條件，使得共情受到廣泛關注。當前關于心理治療中共情的研究一致表明，治療師的共情能力是治療效果的重要預測因素，并且不受治療師理論流派的影響。此外，共情還涉及一個人如何理解另一個人，這種“感同身受”的心理能力是人際關系與社會合作的基礎。因此，共情在認知神經科學、社會認知等其他學科領域中也一直是研究的熱點。

　　共情的基礎與成分

　　“共情”（Empathy）一詞最早源于德語“Einf ühlung”，作為一種美學體驗，意為“將自身感受投射到客體中，從而產生某種形式的審美欣賞”，后經心理學家鐵欽納譯為英文“Empathy”并引入心理學領域。國內早期的翻譯也各不相同，包括“通情”“共感”“同感”“同理心”“神入”“感情移入”等，目前普遍采用“共情”這一譯法。

　　神經科學研究揭示了共情的生物學基礎。人類大腦中存在鏡像神經元，當觀察他人行動或情緒表達時，這些神經元就會被激活，仿佛個體自身在經歷同樣的事情。初級的共情就是以鏡像神經元系統為基礎、由具身模仿引起的情感共鳴，這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能力。例如，剛出生幾個小時的嬰兒會被其他嬰兒的哭聲感染而開始啼哭，自動模仿大人的動作和表情等。隨著相關腦區發育成熟，個體被動的情緒感染開始降低，逐漸發展出主動的情緒調節、觀點采擇和有選擇地參與他人情感的能力，并能夠在復雜的社會互動中作出恰當的反應。

　　共情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成分：情感共情指個體對他人情緒產生的自主情感反應，如看到他人悲傷，自己也會心生難過；認知共情指個體對他人情緒與心理狀態的理解，如推斷他人的處境；行為共情指個體的外在反應，如安慰哭泣的朋友。也有研究者提出，共情還應包括動機成分，強調個體的主觀選擇，只有共情帶來的獲益超過付出的成本時，個體才愿意共情。

　　心理治療中的共情

　　羅杰斯闡述了共情的療愈機制。人本主義相信，人具有自我實現的傾向，并且天然地能憑借內在的機體評價過程判斷某一經驗是否有助于自我成長。當個體因社會評價形成“價值條件”（如表現優秀才值得被愛），其自我概念就會偏離機體體驗，從而迷失自我。人本主義治療師嘗試創造一種現實生活中稀缺的關系場域，在這種治療關系中，治療師充分共情和理解來訪者的感受，無條件地關注和接納來訪者，真誠一致地表達與溝通。這種關系的建立能夠讓來訪者逐漸打破價值條件的束縛，重啟機體評價過程，進而走上自我實現之路。其他治療流派雖然不像人本主義治療那樣將共情本身看作具有治愈作用，但也都將共情作為理解來訪者、建立治療關系、增強技術影響力的重要手段。

　　從過程來看，心理治療中的共情至少包括以下三個階段：首先，治療師進入來訪者的內在世界，設身處地（認知共情）、感同身受（情感共情）地理解對方的體驗；其次，治療師再回到自身，區分自己和來訪者的體驗（自我監控）；最后，治療師將自己的理解傳達給來訪者（行為共情）。這一過程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

　　進入來訪者的內心世界就是通過“穿上對方的鞋子”，想象自己置于他人的處境來模擬其體驗，本質上是自我體驗的投射。當感受到對方與自己相似時，共情更容易發生。但如果被來訪者的相似經歷激活太多個人體驗，也可能導致治療師的注意力轉向自身，干擾對來訪者的理解。當然，相似經歷對共情而言并非是必要的，治療師不必經歷來訪者的創傷也能共情。當沒有切身體驗時，治療師仍然可以通過認知推斷來共情。

　　理解來訪者的內心世界之后，治療師還要回到自身，將對方的體驗和自己的體驗分開。許多人誤認為治療師就是做別人情緒的垃圾桶，其實研究表明，與其他人相比，治療師共情時反而經歷了較少的個人痛苦。個人痛苦代表對他人狀態的過度認同，治療師自我他人區分的能力既是對自己的保護，也是準確理解來訪者的前提。這要求治療師在共情的過程中保持一定的自我監控和覺察能力。

　　羅杰斯強調治療師的共情理解，連同真誠一致和無條件積極關注一起，必須在一定程度上被來訪者知覺到。在言語上，能夠將來訪者混沌模糊的體驗準確而恰當地反饋出來，是對治療師從覺察能力到語言藝術的全方位考驗。此外，治療師還可以通過非言語信息傳達共情。有研究表明，治療師和來訪者身體動作的同步性能有效促進治療關系。

　　中國文化的影響

　　心理治療中共情的概念源于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強調個人邊界的重要性，并鼓勵直接討論情感。在集體主義文化的中國進行實踐時，還需要考慮文化的影響。

　　中國人的情感表達是含蓄而內斂的。受儒家禮教“發乎情，止乎禮”的傳統觀念和“行勝于言”價值期待的影響，中國人傾向于借助隱喻、在肢體語言或行動等間接方式傳遞情感。在生活中可以看到，中國人更多通過建議、安慰和行動支持等方式表達理解和關心，而回避對情感的直接討論。此外，以“禮”為核心的儒家倫理體系強調社會秩序和等級關系，每個人都要根據自己在關系中的角色遵守一套相應的行為規范。例如，在親子關系中，“嚴父”的角色期待在要求父親克制情感保持威嚴的同時，也使子女在共情父親的情感時面臨壓力。

　　心理治療中的治療師和來訪者也會受到中國文化這些特點的影響。對于新手治療師而言，共情就意味著直接討論情感，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想要做好共情往往需要大量的刻意練習。中國的治療師其實是與來訪者一起在學習如何更為開放直接地面對情感。而中國的來訪者習慣將治療師看作專家與權威，進入治療時往往期待能快速解決現實問題，希望治療師提供明確的建議與指導，而非僅僅是傾聽與理解。在這樣的期待下，共情可能顯得缺乏“效率”。在治療中，來訪者要慢慢習慣將注意力從外部轉向內部，在治療師的協助下，仔細觀察自己的內心世界，體會情感的流動。

　　心理治療中的共情或許能夠為來訪者提供一種新的人際體驗。來訪者通過共情感受到與治療師之間建立的平等、尊重與理解的關系，并將這種體驗擴展到生活中。這或許能夠幫助來訪者找到自我表達與社會期待之間的平衡，更自如地用情感表達來打破人際關系中的隔閡。與此同時，中國的心理治療師也需要對中西方文化沖突帶來的挑戰保持敏感，努力探索適合本土文化的咨詢與治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