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顧海良（教育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

　　前不久，《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出版發行，收入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經濟建設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這些著作是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我國實際，面對嚴峻復雜的國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對不懈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經驗的理性提升，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提供了權威教材。習近平經濟思想升華了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理論境界，創新發展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內涵和學理規范。深入學習貫徹《文選》，就要深入理解和把握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創造性探索。

　　扎根中國大地，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為現實背景和認識對象，彰顯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意蘊

　　《文選》以《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為開篇，牢牢把握“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這一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最大國情和最大實際。

　　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我們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們的發展實踐，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那時正值制定“十三五”規劃的重要時段，習近平總書記在這篇著作中堅持歷史、理論、現實相結合，對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立足點作出深刻論述，從思想史的高度，論述了毛澤東同志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過程中對發展我國經濟提出的獨創性觀點；從理論創新的視角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形成的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講過，改革開放前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實踐和認識，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從現實發展的要求，強調“實踐是理論的源泉”，指出“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2020年8月，在謀劃“十四五”規劃的重要時刻，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從國情出發，從中國實踐中來、到中國實踐中去，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使理論和政策創新符合中國實際、具有中國特色”。

　　通讀《文選》可以感悟到，習近平經濟思想立足中國大地，深刻回答新時代中國經濟要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等重大問題，深入探索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從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再到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從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到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再到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經濟發展新常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再到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從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到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這些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都扎根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以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踐為基礎，推進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

　　提煉標識性概念，推進“術語的革命”，成就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顯著標識

　　恩格斯提出：“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術語的革命”著力于提煉學理性的新概念、新理論。《文選》中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深刻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原創性標識性概念的“術語的革命”。

　　經濟發展新常態、現代化經濟體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產力等一系列術語的創新、范疇的界定和知識要素的聚合，不僅是新時代中國經濟學“術語的革命”的標志，也是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標識，成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對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最顯著的學術創新，成就了這一知識體系獨特的學術內涵和學理構架。

　　以新質生產力為例。習近平總書記在《什么是新質生產力，如何發展新質生產力》中指出：“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量變引起質變這一態勢的科學概括，特別是結合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實際，習近平總書記從學理上揭示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和特征、標志和特點、核心和本質等意蘊，為我們準確把握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提供了學術根據和學理遵循。作為習近平經濟思想在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中實現的“術語的革命”，新質生產力這一范疇成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顯著標識。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在我們的經濟學教學中，不能食洋不化，還是要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當代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大講特講”。原創性標識性概念的提煉、“術語的革命”的推進，也凸顯了“大講特講”的基本原則和方法要義。這里的“大講特講”，并不是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知識和術語的簡單重復上，而是要與時俱進、守正創新。

　　《文選》立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體現這一特定時期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社會性和歷史性規定。大講特講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不排斥對國外經濟理論合理成分的借鑒和吸收。西方經濟學中關于金融、市場、匯率、增長、管理等方面的知識，有反映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一面。對于這些知識，要堅持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的自主性同開放性是相一致的，其中的知識要素既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也具有顯著的時代特征；既有中國自主的理論創新和理論創造，也有對各種經濟學中一切有價值的合理成分的借鑒和吸收。

　　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盡顯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時代要求和內在邏輯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應該以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從我國改革發展的實踐中挖掘新材料、發現新問題、提出新觀點、構建新理論”。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中國經濟學的重要理論成果及其系統化，與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中國經濟學知識要素及知識體系密切聯系在一起。

　　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自主性最顯著的特征，就是秉持“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的思路和理念；最鮮明的品質，就是堅定文化自信和學術自信，彰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升華中華民族獨特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粹。

　　比如，《文選》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深刻論述，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探索。習近平總書記在《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中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迫切要求和戰略目標作出深刻論述，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在此基礎上，對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內在邏輯和實踐要求作出深刻論述，明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這些重要論述和部署要求，深刻體現了社會生產力躍升的基本趨勢，并揭示出經濟發展方式和組織結構在量的變化中實現質態變化的演進過程；指明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現實基礎、方法路徑、基本特點和實踐要求。此后，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黨的二十大報告都提出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到2035年“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成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內涵和基本理論。

　　又如，《文選》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探索，展示了我們黨推動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基本邏輯。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我們所推進的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國情的中國特色”；在《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使命任務》中指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康莊大道”。在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會《決定》“科學謀劃了圍繞中國式現代化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體部署，是指導新征程上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綱領性文件”。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豐富內涵、基本特征、中國特色等，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核心要素，并通過演進過程、內在邏輯、主導和主線、過程特征和戰略目標、根本優勢和制度規定等方面的學理和學術意蘊，凸顯了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過程特征、理論邏輯和學理規范。

　　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發掘中華文化豐厚的思想資源和深湛的學術意蘊，呈現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鮮明的文化底色

　　《文選》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賡續中華文脈的學理特征，對厚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根基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賡續中華文脈重要的是繼承和發揚我們黨百余年奮斗中留下的寶貴理論和精神財富。習近平總書記在《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指出：“正確認識黨和人民事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發展階段，是我們黨明確階段性中心任務、制定路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也是我們黨領導革命、建設、改革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經驗”。回顧這一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實際問題的實踐中逐步認識到，發展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且是需要劃分為不同歷史階段的過程。”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澤東同志提出：“社會主義這個階段，又可能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第二個階段是比較發達的社會主義。后一階段可能比前一階段需要更長的時間。”1987年，鄧小平同志提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就是不發達的階段。一切都要從這個實際出發，根據這個實際來制訂規劃。”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指出：“今天我們所處的新發展階段，就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階段，同時是其中經過幾十年積累、站到了新的起點上的一個階段。”賡續我們黨在百余年奮斗中留下的寶貴理論成果和豐厚精神財富，成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重要思想資源。

　　賡續中華文脈要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濟管理思想進行吸收和創新。在《正確認識和把握我國發展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中，習近平總書記引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濟管理思想，在論述正確認識和把握實現共同富裕的戰略目標和實踐途徑時提到“國之稱富者，在乎豐民”，以之說明財富的創造和分配是各國都面對的重大問題；在論述正確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時提到“合天下之眾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要求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在論述正確認識和把握初級產品供給保障時提到“取之有制、用之有節則裕，取之無制、用之不節則乏”，要求實施全面節約戰略，推進各領域節約行動；在論述正確認識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時提到“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解釋見微知著、抓早抓小，著力避免發生重大風險或危機的道理。這些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濟管理思想，有的涉及經濟思想方法和理念，有的論及治國理政、財政管理思想等。在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經濟管理思想相結合中審視當代經濟現實問題，體現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也呈現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知識特征和思想意蘊。

　　賡續中華文脈、厚植學術根基，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在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中的一個重要學理特征。把中國經濟思想中富有價值的知識要素和重要的學術要素同新時代中國經濟學發展實踐結合起來，不僅賦予中國經濟學以深厚的文化根基和新的時代活力，而且升華了中國經濟學知識體系自主性的學理意蘊。

　　樹立國際視野，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以寬廣的世界眼光、深邃的時代精神，賦予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崇高的學術境界

　　習近平經濟思想緊密結合21世紀中國和世界經濟發展新的實際，使中國經濟學不僅在中國大地上而且在世界范圍煥發出富有時代性和開放性的理論力量和思想智慧。習近平總書記堅持胸懷天下，以“世界怎么了、我們怎么辦”的世界眼光和問題意識切入，深刻闡釋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動因、愿景和實施路徑。

　　從《文選》中的諸多著作中可以看到，人類命運共同體與人類文明新形態、全人類共同價值相連接，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倡導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平等公正、合作共贏的方向發展，豐富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中國智慧和中國風格。

　　2017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中指出：“世界經濟的大海，你要還是不要，都在那兒，是回避不了的。想人為切斷各國經濟的資金流、技術流、產品流、產業流、人員流，讓世界經濟的大海退回到一個一個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歷史潮流的”“面對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機遇和挑戰，正確的選擇是，充分利用一切機遇，合作應對一切挑戰，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引導好經濟全球化走向”不僅顯示了習近平經濟思想堅實的思想定力，也彰顯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學術底蘊。

　　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建設開放包容、互聯互通、共同發展的世界》中指出：“共建‘一帶一路’堅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階段差異，開辟了各國交往的新路徑，搭建起國際合作的新框架，匯集著人類共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十年的歷程證明，共建‘一帶一路’站在了歷史正確一邊，符合時代進步的邏輯，走的是人間正道。我們要有亂云飛渡仍從容的定力，本著對歷史、對人民、對世界負責的態度，攜手應對各種全球性風險和挑戰，為子孫后代創造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美好未來”。對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所作的實踐總結和理性思考，不僅構成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內涵，而且成就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構建的全球眼界和世界視域。

　　202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開幕式上強調：“實現現代化是世界各國不可剝奪的權利。西方現代化進程曾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深重苦難”“中非共逐現代化之夢，必將掀起全球南方現代化熱潮，譜寫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嶄新篇章”，并提出要攜手推進公正合理的現代化、攜手推進開放共贏的現代化、攜手推進人民至上的現代化、攜手推進多元包容的現代化、攜手推進生態友好的現代化、攜手推進和平安全的現代化。這些重要論述，明確了各國進行現代化建設既要遵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凸顯互利合作是符合各國長遠和根本利益的陽光大道，強調人民至上是現代化的價值取向，彰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是現代化的崇高追求，呈現綠色發展是現代化的鮮明標識，突出和平穩定的發展環境是實現現代化的重要要求。“全球南方現代化”是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文明新形態道理、學理和哲理作出的集成性探索，拓展了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視野和境界。

　　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內在邏輯的探索，體現了對經濟學知識體系兩種類型集成的創新性探索

　　習近平總書記在《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中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在《深化對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的認識》中指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透過現象看本質，從短期波動中探究長期趨勢，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

　　把經濟發展實踐的偉大成就在理性思維過程中不斷升華為新的理論成果，是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根本要求。“使理論和政策創新充分體現先進性和科學性”，提出了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重要課題。知識本身并不天然呈現出學術或學理上的體系性。知識向知識體系的匯聚，是在增強問題意識中形成、由堅持問題導向驅動的。按照問題導向，知識向知識體系轉化過程中形成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學術性或學理性的，另一種是應用性或實踐性的。

　　習近平經濟思想對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創新，堅持問題導向，是一個發現問題、篩選問題、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其中，有的是面向學理化或學術化的知識體系，有的是針對應用性或實踐性的知識體系。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既要實現理論指導上的系統化，也要達成政策應用上的系統化，同時對這兩種類型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集成。

　　習近平經濟思想是這兩種類型的知識體系的系統集成，實現了理論指導和政策應用的協同。在對這兩種類型的知識體系進行系統集成的過程中，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充分反映實際情況，使理論和政策創新有根有據、合情合理”。這要求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既要在“深入調研，察實情、出實招”中形成和發展，也要“充分反映實際情況”，最終實現理論創新和政策創新，在學術性或學理性上有根有據，在應用性或實踐性上合情合理。

　　比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中，既從學理性上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中蘊含的獨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實踐的重大創新；又從實踐性上明確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與對外開放的關系，從而實現了對兩種類型知識體系的系統集成。

　　當前，我們正面對著極其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和紛繁多樣的經濟現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重要要求，為我們在構建中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中推動兩種類型知識體系的系統集成提供了科學方法和根本遵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