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占忱（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世界經濟研究部部長、研究員）

　　美國新一屆政府上任以來，以各種借口宣布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幾乎所有貿易伙伴濫施關稅，使原有成熟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被人為切斷，以市場為導向的自由貿易規則被打破，世界經濟發展受到嚴重干擾，傷害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人民福祉，傷害經濟全球化。

　　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本輪經濟全球化，美國是主要推動者。依托其強大的跨國公司全球布局，美國成為本輪經濟全球化的主要獲益者，可以說賺得盆滿缽滿。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本質在于各國資本、勞動、技術和管理等各類生產要素基于稀缺性的補充和替代。美國以其富裕的資本、先進的技術和優異的管理經驗，同發展中國家充足的勞動力相結合，共同創造了一個以前難有的創富機會，在全球層面形成了巨大的福利改進。

　　勞動力要素同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有著不同的跨境流動性特征。當代全球化條件下，資本等要素的流動有著極大的便利性，勞動力要素的跨境流動則沒有那么容易。但同時勞動的替代卻是實實在在地發生著：一方面，商品貿易背后存在著不同成本條件下的勞動替代；另一方面，隨著當代信息技術的發展，服務外包和遠程跨境交付大量出現，加劇不同國家勞動力要素之間的競爭。比如，印度的員工可以通過在線系統對美國樓宇進行實時監控提供安保服務，反映了低成本勞動力國家對高成本勞動力國家的勞動力替代更加明顯。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美國的勞動力作為相對稀缺資源，其稀缺性因為跨國勞動力替代等原因被“稀釋”，工資福利水平長期沒有改進，甚至出現相對下降的情況。

　　在美國，作為勞動要素提供者的普通中低收入階層的訴求不被重視，生活境遇長期得不到明顯改善。而以硅谷為代表的科技巨頭和以華爾街為代表的金融資本，通過經濟全球化賺取超額利益。現實中，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背后的“人群”，有著遠超勞動力要素背后“人群”的更高收益、話語權和影響力，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造成嚴重的社會分化和對立，今天美國社會陷入過去不曾有過的政治極化、黨派惡爭、社會撕裂。

　　因此，美國真正的問題根源和挑戰在其自身，不在經濟全球化，更不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貿易伙伴國。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美國國內政治“光譜”向兩端極化發展，只能通過美國國內的政治過程來解決?；乇鼙緡F實政治問題，把注意力引向貿易伙伴國來回避自己的責任，把本國病因歸為貿易伙伴國“不公平”，顯然是混淆視聽、轉移矛盾。美國推出所謂“對等關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企圖依托其霸權地位，強行讓世界各國為其國內政治問題買單，是美國一些政客極其惡劣的錯誤行為。

　　今天，經濟全球化使各國深度交融，世界經濟已不可能退回到一個個孤島狀態，個別國家的倒行逆施可能給國際經貿秩序帶來一時混亂，給全球化發展帶來短期沖擊和影響，但難以從總體上改變全球化發展大勢。

　　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一國貿易發展是其基礎設施、市場規模、制度環境、產業分工和專業化協作水平等綜合作用的結果。中美兩國貨物貿易逆差，是中美兩國比較優勢和國際分工格局決定的。此外，服務貿易領域是美國的優勢所在，中國是美國服務貿易順差最大來源國，中國向美國支付的知識產權使用費持續增長。中國龐大的市場和不斷升級的消費需求，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各國企業創造了巨大的商機和豐厚的投資收益，中美經貿合作具有明顯的互利共贏特征。

　　基本市場交換原則下的雙邊貿易是經濟規律作用的結果，從來都是“正和游戲”，而不是誰占了誰的便宜。比較優勢是國際分工和貿易的邏輯起點，基于比較優勢的多邊貿易體制是國際貿易的基石，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是發展全人類共同利益的基本要求。應該說，比較優勢從來不是一成不變的，打造自身競爭優勢是各國普遍的策略。

　　各國的比較優勢處于動態調整即不斷形成和轉化之中。中國持續大力推進科技進步和產業升級，在很多領域實現了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中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發達國家的產業分工，也從過去的以垂直分工為主向以水平分工為主轉變。中國對美出口產品結構已發生巨變，不再以紡織服裝、家具家居用品為主，而是以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為主。中國比較優勢快速提升，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堅持不懈、努力奮斗的結果。世界各國人民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權利，美方單邊以非理性經濟霸凌手段，企圖將中國永遠鎖定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低端是不現實的，更是對中國發展權益的粗暴踐踏。

　　美國濫施關稅損人不利己的霸權行徑，嚴重沖擊全球經濟，引發包括美國在內的多國政商界人士譴責。事實終將證明，單邊主義、保護主義、霸凌行徑可以行一時，但終不能行一世，其結果終將反噬自身。那種把全球發展重新帶入“叢林”化的做法行不通，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目標的合作共贏才是正道。國際社會應攜手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再平衡，實現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使之惠及更多國家與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