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

　　美國對中國開展的貿易戰、科技戰等舉措，其根本目的只有一個，就是遏制中國的發展，讓中國始終處于價值鏈的低端。因此，對中國來說，保持清醒認識，認清中美關系本質、辦好自己的事是應對的關鍵。

　　充分認清中美關系的本質

　　說一套做一套是美國的慣用手法，中國對美國的表態絕不要抱不切實際的幻想，要充分認識到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打壓競爭是常態，合作是非常態，要接受一個現實，那就是未來的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將是長期戰略，中美之間的關系將是以消極面為主的關系。因為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是個無法改變的現實，美國無論如何不愿意看到一個大國超過長期作為世界霸主的自己。具有深厚“修昔底德陷阱”思維的美國，其對華政策也隨之進入“質變期”，對中國的看法從可與美國共同分擔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轉變為需要被規范行為、鎖定經濟增長空間和水平的“競爭對手”，企圖把中國的發展方向和增長極限控制在無力挑戰和威脅美國世界主導權的范圍內。為此，美國不惜一切代價，試圖塑造中國的發展路徑、鎖定中國的發展空間。

　　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和打壓是全方位的。自蘇聯解體以后，美國將“不戰而勝”轉變為公開施壓，戰略定位上將中國視為“對手”，實行戰略東移，重返亞太，圍堵遏制中國。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其國情咨文演講中多次宣稱不接受美國成為第二、不接受由中國來制定規則，宣稱“絕不能讓中國制訂國際規則”，美國要再領導世界一個世紀。拜登政府時期，將美國遏制中國的戰略進一步精細化、具體化。很顯然，美國就是要利用自身的優勢搞團團伙伙，將圍堵、遏制中國的戰略進行到底。

　　美國設置專門遏制中國的組織機構，大肆鼓吹“中國威脅論”。特朗普上臺后，在原來已有貿易機構的基礎上，在白宮新設立一個機構來遏制中國，并特別任命共和黨右翼對華強硬派人士納瓦羅出任主席。納瓦羅作為加州大學歐文分校經濟學教授，經常在電視上出頭露面攻擊中國，構建了一套“中國威脅論”的完整邏輯。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美國國家安全前顧問博爾頓等，都被稱為對中國鷹派中的鷹派，利用各種機會極力攻擊中國。

　　美國對中國進行貿易制裁。從貿易上遏制中國、懲罰中國，是美國多屆總統上臺以后首先采取的經典動作，在美國的反對黨和選民面前樹立新總統的“可置信威脅”形象。2009年開始，美國頻繁對中國產品發起“雙反”貿易調查、反傾銷調查和特保調查，僅奧巴馬任期內就在世界貿易組織內對華發起12次貿易戰，涉及的領域包括鋼鐵、禽類產品、專利權以及好萊塢電影等，甚至對中國大陸產的禮品盒以及包裝絲帶征收最高超過231%的反傾銷稅。此后特朗普、拜登都曾在任期內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征關稅。特朗普二次上臺后，又開啟了大幅加稅模式。

　　美國在金融上剪中國的羊毛。美國是一個債務高懸的國家。中國則是美國主要債權國之一。美國利用美元的霸權地位，通過匯率和金融等暗的一套手段，或者說利用貨幣“權術”剪中國的“羊毛”。小布什時期的反恐任性在奧巴馬時期變成為了拯救經濟而過度消費美元和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任性，一系列的量化寬松雖然讓美國步入經濟復蘇的軌道，但也過度消費了美國的國家主權信用和美元信用，使中國購買的美國國債遭受不同程度的損失。

　　美國在軍事上遏制中國。美國除了在貿易、金融上遏制中國發展外，在軍事上也千方百計給中國制造難題，圍堵中國。奧巴馬在每一次的國情咨文中均強調美國的全球領導者角色，針對中國實施地緣政治戰略上的調整，從中東戰略回撤到重返亞洲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集中主要力量布局在亞太，建立亞太小北約連橫合縱對付中國。拜登政府時期，一系列西太平洋地區的中美博弈，目標都是針對中國，意味著美國對華有前所未有的危機感，試圖擠壓中國的生存空間。

　　認清美國本身自有的兩面性

　　美國作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其軍事、經濟、政治、文化、外交等各個方面的實力，其創新、創意、競爭力和吸納全球優秀人才的優勢，確實世界上無國能敵，不清楚這一點，就有可能在戰略上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但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美國并不是十全十美、無懈可擊，其本身也存在著致命的弱點和缺陷，不清楚這一點，就可能犯盲目崇拜，無原則地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的膽小主義錯誤。

　　美國有制度、教育、軍事、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優勢，但其社會演化是一個“好壞共存”的雙面體，既有開放式的民主制度與大熔爐式移民文化的“好”面，也有極端宗教式情結與以暴制暴風氣的“壞”面。如美國歷史上9位總統遭遇暗殺，4位身亡；1968年—2016年美國涉及槍支案死亡人數超過158萬人，年均3萬多人。

　　美國的對外政策具有“善惡并生”的雙向癥，既有打擊恐怖邪惡勢力與維系國際公共安全的“善”面，也有濫用軍力、威懾弱國、監聽世界、制衡各方的“惡”面。如美國建國約250年，發動了220多場戰爭，90%時間與對外戰爭相伴，是全球多數軍事沖突的策源國。

　　美國的國際影響自帶“穩亂交錯”的雙軌力，既有全球經濟、貿易、金融體系的規則塑造力，也有導致全球危機、治理赤字、國際失序的破壞力。如美國以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以“鑄幣稅”形式每年巧取他國3萬億—5萬億美元；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全球第一，是全球經濟的穩定錨，而美國債務達到36萬億美元，超過其國民生產總值，人均負擔債務近10萬美元，全球第一，消費主導、負債運營的美國經濟常引起全球嚴重失衡。

　　美國的綜合國力體現“強弱同生”的雙重性，既是全球經濟、金融、軍事實力最強大的國家，也是安全感最差、焦慮感最重、脆弱性最強的全球大國。對外，美國軍費長期全球第一，幾近全球其他國家的軍費總和，而美國卻也是最擔心恐怖主義襲擊、全球敵人最多的國家；對內，美國是唯一設立國土安全部的大國，有約20萬雇員，年均預算超500億美元，超過俄羅斯、英國、法國、印度等大國的年度軍費，美國也是監獄人員占人口比重最高的國家。

　　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習近平總書記說過，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關鍵是把自己國內的事情辦好，把中國共產黨建設好，保持好戰略定力，發展好自身的經濟，強大自身的國力，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中國在正視美國擁有的優勢的同時，也要看到自己的強項，“中國制造”地位不可能因為美國的制裁被輕易取代；中國有世界上最廣闊的市場，且隨著中國中產階層人數的增加市場變得越來越大；中國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能夠很好地發揮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雙重力量，中國的發展具有很強的韌性。因此，既不盲目悲觀，也不盲目樂觀，應調適好對美關系的社會心理。

　　中美關系是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適應“競爭大于合作”的新情況，不必談“美”色變，同時也要保持對美博弈的戰略耐心與全民毅力，不懼怕美國。“斗而不破”，不仇恨美國；“競合并行”，不能受到美國挑釁而過度回擊，導致落入“美國敵人”陷阱，更不能像一些人主張的那樣與美國主動“脫鉤”，也不能凡事都被美國的對華政策牽著鼻子走，導致自身發展的節奏被打亂；對內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路線不能變，不折騰，不氣餒，不驕傲，不浮躁，發展新質生產力，改善人民民生，謀求共同富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讓老百姓有更多的獲得感、滿足感、安全感。同時，要把糧食和關系到國家安全的高科技產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加強國防能力建設，按照不對稱原則，發展高精尖武器設備；要持續不斷地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要大力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打破美元對世界金融的霸權和壟斷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