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趙欣（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副研究員）

　　分子考古學利用分子生物學技術，對考古遺址出土的人類、動物、植物以及其他微生物遺存的DNA分子進行遺傳學分析，研究相關生物物種的群體（甚至個體）在考古遺址所在地域的演變歷史（例如人類群體遷移、通婚或更替，動植物的馴化與地區間的交換等），重建人類社會文化發展與環境變化之間的互動過程，并結合考古學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進行古代人類社會的考古學研究。同時，考古發掘出土的生物遺存又為分子考古學提供了寶貴的研究材料。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采取多學科交叉研究的方式，揭示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重大科研項目。項目自2001年開始以來，取得了輝煌的成績。科技考古相關方法，尤其是古DNA研究的應用為研究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隨著分子生物學技術的不斷發展，目前古DNA研究已經從線粒體DNA、核DNA短片段的研究發展到了古基因組研究范疇，針對不同遺傳標記、不同時空范圍內的研究對象，可以重建中國不同地區古代人群的遺傳結構特征及動態變化規律、人群遷徙與文化互動等，為探索中華文明形成的基礎、中華文明多元一體進程發展的內在機制和動力提供新的視角。

　　古基因組研究顯示，距今1.9萬年前，東亞人群在南方和北方已經分化形成不同的人群譜系。東亞南方存在具有古老遺傳特點的多個早期現代人支系；東亞北方人群總體上呈現出長期且較為連續的遺傳特點，但不同區域逐步演化形成了具有各自地域特點的支系。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后，東亞南北方人群之間存在雙向遺傳互動，至少在距今8300年前南北方人群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逐漸提速，距今4800年前交融的趨勢愈加明顯。新石器時代南北方人群之間的融合，以及新石器時代以后黃河流域以北人群大量南遷，塑造了現在中國南北方人群遺傳結構的基本特征。在這個過程中，中華大地上古代人群的演化基本是連續的，區域內各人群之間遷徙與交流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頻繁，但是整體上沒有明顯地受到外來人群的影響。需要指出的是，距今8400多年前以中國南方的福建及毗鄰地區為代表的古代人群的南向擴散還影響了東南亞與太平洋島嶼的人群結構，南島語系人群的起源便與之直接相關。

　　中原地區是中華文明起源的腹心地帶，自仰韶文化、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該地區多個遺址古代人群的遺傳結構均表現出高度的連續性。河南仰韶遺址古基因組研究發現該遺址的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人群之間具有穩定的遺傳關系。河南禹州瓦店、漯河郝家臺和淮陽平糧臺遺址等古代人群基因組比較發現，黃河中游地區龍山文化人群具有遺傳結構的相似性，其主體來源于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值得注意的是，進入龍山時代后以瓦店、郝家臺和平糧臺為代表的中原地區人群也受到來自東亞南方古代人群遺傳結構的影響，而以仰韶為代表的中原地區人群則受到來自東北亞古代人群遺傳結構的影響。進入二里頭文化時期，在保持中原地區早期人群的遺傳連續性的基礎上，外來成分的影響更加顯著，不排除與二里頭文化人群來源的復雜性有關。龍山文化至二里頭文化時期，中原地區在不斷匯聚周邊地區人群的同時，本地人群也頻繁地向其他地區大范圍遷徙與擴散，跨區域的文化交流越來越普遍，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早期發展進程開始提速。總的來說，自新石器時代以來，以仰韶、瓦店、二里頭等為代表的中原地區古代人群之間具有高度的遺傳連續性，在仰韶時期其主體遺傳結構已經形成，沒有顯著的遺傳結構改變，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形成有著重要的遺傳貢獻。

　　黃河下游山東地區多個遺址古代人群的DNA研究顯示，山東地區古代人群可以分為距今約9500—4600年前的早期人群和距今約4600—1800年前的晚期人群。早期人群已經擁有了東亞南方和北方人群的母系遺傳特點，龍山時代及以后的晚期人群受到了其他地區人群的影響，這些影響豐富了山東地區人群母系遺傳結構的多樣性。焦家大汶口文化農民可以被模擬為黃河中游粟黍農業人群和山東本地狩獵采集者血統的混合，焦家古代人群中有大量來自中原地區仰韶文化粟黍農業人群的遺傳成分，這說明仰韶文化農業人群從黃河中游向東遷徙進入了黃河下游，并參與了大汶口文化人群的構成。山東龍山文化人群與大汶口時期的人群保持了遺傳連續性，進入商周時期以后，進一步受到中原地區古代人群的影響。此外，在這一過程中，也有山東古代人群向外擴散的現象。距今約3100年以后，山東沿海和內陸地區的人群之間也可能存在基因互動。

　　史前時期多個遺址人群的古DNA研究表明，陜北地區仰韶時代晚期到龍山時代人群具有遺傳結構的連續性，并不是被外來人群代替。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石峁人群古DNA研究顯示，石峁文化的不同地點、不同等級和社會地位的人群具有較近的母系遺傳聯系，他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即仰韶時代晚期的本地人群。此外，石峁人群與龍山時代黃河中下游的古代人群有著緊密的母系遺傳關系，與晉南地區陶寺人群的關系最為密切。這表明，在龍山時代石峁人群與周邊人群不僅有文化的影響，也存在廣泛的基因交流，并且這種交流不局限于陜北地區，也廣泛存在于黃河流域。與其他古代人群相比，石峁人群對現代北方漢族可能有更大的遺傳貢獻，是華夏文明起源過程中的主脈而非旁支。

　　除此之外，中原地區古代人群的擴張影響也輻射到了青藏高原地區。至少在4700年前，宗日遺址古代人群在遺傳結構上已經出現混合現象，顯示受到了黃河流域古代人群的影響。此現象與考古學證據吻合，該地區的狩獵采集人群可能與低地的粟作農業人群之間存在互動。河西走廊古代人群的分子考古學研究顯示，在漢代以前該地區主要是本地黃河上游人群，漢代時期中原人群開始向此移民，漢代以后河西走廊的人群就與現代人群相近，這也是中原地區向周邊輻射、中原地區與西北地區融合的見證。

　　西遼河流域新石器時代古代人群也顯示出較強的遺傳連續性，其中新石器時代晚期和青銅時代早期，表現出與栗作農業經濟占主導的中原地區古代人群的密切關系。進入青銅時代以后，西遼河流域古代人群又與黑龍江流域牧業經濟的古代人群關系密切，這可能與當時的環境更適于牧業經濟，吸引了來自東北地區游牧民族的南向流動有關。

　　中國黃河流域地區古代人群顯示出了長期的遺傳連續性，但不同區域又表現出各自地域性的遺傳結構特點。人群的跨區域移動還伴隨著粟、黍、稻米、黃牛、綿羊等馴化物種，冶金、制玉等關鍵技術與重要資源，以及與之相關的生產方式、禮制思想乃至價值觀念的大范圍交流與傳播。總的來說，中華文明的形成與發展不是單純的文化傳播與擴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早期歷史是以人群互動為驅動力，以中原地區為核心，各地區人群長期交往交流交融的結果，是中華大地各區域先民共同的歷史選擇。

　　分子考古學進入古基因組時代，面對海量的數據與信息，如何選取和解釋是分子考古學面臨的挑戰。只有整合考古學、人骨考古學、動物考古學、年代學、食性分析、環境考古學等多方面數據，以年代為依據，在考古學系統框架下進行科學解讀，揭示各個重要文化區域人群遷徙和文化互動，反映遺址內社會組織形態等問題，才能更有效地為考古學服務。目前，中國古代人群基因組研究多集中在大的時空框架內人群之間的宏觀關系等問題上，關于遺址內部人群的性別構成、個體之間的親緣關系等微觀問題方面的研究還很少。然而，這些研究恰能夠反映遺址內家庭關系、婚姻狀況和人員構成等，可為考古學與歷史學界長期關注的社會組織形態研究提供關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