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日華（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英國古物學家群體與民族認同建構研究”的階段性成果）

　　16世紀30年代的亨利八世宗教改革開啟了英國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歷程，有關民族認同的建構于是成為歷史敘事的重要內容。除了傳統主流的輝格史學，有關英國古物的研究也在其中發揮著基礎性的作用。

　　古物學是一個相對寬泛的概念，既與歷史學有關，又存在著一定的區別。在西方，中世紀到近代早期的歷史學主要是編年史，強調歷史時間的延續性。而同樣研究歷史，古物學則注重專題研究，研究的內容包括手稿、紋章、特許狀文書、地契、銘文、錢幣、墓志銘、方志、習俗與古代制度史等，涉及的領域比較龐雜。在英國知識界，有一些學者對古物研究與古物學家存在偏頗的認識，批評古物研究“枯燥、無聊、瑣屑、狹隘”。即使到了18世紀，英國大詩人亞歷山大·蒲伯還批評古物學家托馬斯·赫恩是最典型的一塊朽木：“這人是誰？他把自己關在小房間中，面容嚴肅，讓學問的塵土到處飛揚。在羊皮紙的殘片中，滿是神秘的幽靈?！焙茱@然，這是一種片面的觀點。從英國古物學家群體構成來看，他們絕大多數來自鄉紳階層，包括律師、法學家等，他們是英國地方社會的實際管理者，也參加到國家政治生活之中，是英國民族認同建構的積極推動者。

　　宗教改革直接推動了英國古物研究的興起。亨利八世在1536年開始解散修道院，修道院收藏的古代文獻或被銷毀，或流散到各地，客觀上使得深藏于修道院內的古代文獻重見天日。留存下來的古代文獻和手稿蘊含著豐富的歷史、宗教、文化以及語言等信息，成為英國古物學家們研究宗教純潔性與民族認同的基本史料。以坎特伯雷大主教馬修·帕克為首的古物學家群體，力圖通過研究英國宗教古史，證明英國教會擺脫羅馬教廷和教宗的合理性與合法性，為英國宗教改革提供理論基礎。其中，約翰·?？怂?563年出版《行傳與見證》即《殉道史》，敘述了從威克里夫時代到瑪麗一世統治時期，英國新教徒所受到的各種苦難和迫害，為英國民眾提供了新教啟蒙，奠定了英國的新教國家認同的基礎。1570年，第二版發行，既包含原先的內容，又更新和補充了大量材料，時間范圍延伸到早期教會。18世紀30年代，為了讓更多的普通民眾閱讀該書，英國出版商采用分冊出版銷售的方式。此時正值新教英國與天主教法國之間爆發戰爭，重新出版《殉道史》是讓英國民眾明白，英法之間的戰爭是有關民族認同的愛國戰爭。

　　古物研究的另一個重要內容是界定英國人的族群特征。長期以來，歐洲知識界的統治權一直由南方拉丁文化圈所主宰，首先是意大利，隨后是西班牙和法國。以盎格魯—撒克遜人為主體的英國，一直是拉丁文化圈的追隨者和模仿者。在南方拉丁文化圈看來，北方的日耳曼人性情魯莽，是古典文明的破壞者，也是天主教的對立者。在這一背景下，英國知識界需要重新塑造本民族族群的性格。從16世紀中葉開始，古物學家群體在批判中世紀流傳下來的“特洛伊神話起源”的基礎上，重新界定了英國人的祖先是盎格魯—撒克遜人，進而構建了西撒克遜王國國王阿爾弗雷德大帝為本族群的先王形象。不過，這一過程并非一蹴而就。威廉·卡姆登、威廉·蘭巴德以及理查德·維斯特根等英國古物學家關于盎格魯—撒克遜法律、制度等的研究，初步奠定了英國盎格魯—撒克遜族群認同的基礎。在他們看來，盎格魯人與撒克遜人把自己日耳曼祖先的制度帶到英國，如陪審團制度、賢人會議、馬爾克公社制度等，是自由精神以及反抗暴政的體現。這些制度經受住丹麥人與諾曼人的入侵，再通過內戰以及“光榮革命”，形成英國現代制度的底色。到19世紀初，古物學家香農·特納撰寫的《盎格魯—撒克遜人史》是一部重要的歷史與古物研究著作。該書既有按時間順序的記述，也有專題研究，采用的資料包括特許狀、土地文書等，是比較典型的古物學研究方法。該書寫作的背景是英法戰爭，此時的拿破侖稱霸歐洲，且有入侵不列顛的意圖。在這一特殊的時刻，特納以飽滿的熱情，贊揚了盎格魯—撒克遜人熱愛自由、反抗暴政的悠久歷史傳統。受該書的影響，英國地方古物學家們也熱情地研究自己所生活的郡、城市或者堂區的古物與古史，特別是有關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古物研究。同時，地方古物學家還把本地區的歷史與國家和民族記憶聯系起來，成為建構民族認同的一個重要途徑。

　　古物學家有關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撐著民族認同的建構。在宗教改革期間，古物學家們就開始搜集、整理、校對與編輯古代的各種手稿，包括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各種歷史文獻，如比德的《英吉利教會史》、在阿爾弗雷德大帝統治時期用古英語寫作的《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這些手稿為研究英國民族認同提供了堅實的史料基礎。另外，在解散修道院運動中，教堂和修道院的祭壇、彩色窗戶、雕塑與壁畫遭到嚴重的破壞。以威廉·達格代爾為代表的古物學家群體臨摹了許多修道院遺跡的圖畫。在《沃里克郡方志》一書中，威廉·達格代爾使用的插圖就多達兩百余幅。此外，他所撰寫的《英格蘭修道院史》與《倫敦圣保羅大教堂史》等古物研究著作，也包含大量插圖。這些插圖保存了珍貴的英國歷史與文化記憶。1666年倫敦大火后，威廉·達格代爾在《倫敦圣保羅大教堂史》中所記載的大教堂外觀與內部裝飾等內容，為后世重建圣保羅大教堂，提供了重要的歷史文獻。另外，曾經擔任倫敦古物學會主席的查爾斯·利特爾頓，也對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英國建筑進行系統研究，他認為這一時期英國文化并不是如傳統觀點所認為的那樣野蠻，這有助于英國人民族自豪感的確立。

　　18世紀時，英國貴族與鄉紳階層興起了大游學運動。為了顯示自己對古典知識的興趣，大批的英國年輕貴族們到希臘、意大利和法國等地游歷古跡與名勝。這一做法遭到一些古物學家的批評，理查德·高夫對年輕貴族們熱衷于地中海與近東的歷史與古物這一現象表達了不滿。他說：我們英國人更應該關注本國的歷史與古物，特別是盎格魯—撒克遜時期的歷史，英國留下了有關這段歷史比較豐富的資料。1723年，威廉·斯塔克利在“羅馬騎士學會”成立典禮上說道，我們可以成為祖先記憶的記錄者、解釋者和保護者。薩姆塞特郡的古物學家約翰·科林森以夸張和自豪的口吻寫道：“除了意大利以外，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相比，不列顛的古物在數目上是最多的，也是最珍貴的?！痹谶@一精神的指引下，越來越多的英國鄉紳和年輕人，開始更加關注本國的遺跡與歷史的研究，由此英國古物研究與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感關聯起來。

　　古物研究是近代英國學術史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古物研究為敘事性史學提供文獻材料與實物，如18世紀重要的英國史著作——休謨的《英國史》，就大量使用了古物學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古物研究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英國民族歷史的構建。正如英國學者羅斯瑪麗·斯威特所言：到19世紀初，有關撒克遜史以及撒克遜古物的研究，已經不再是宗教與政治爭論的背景，這些古物研究的成果已經成為建構英國民族認同的基礎。

　　《光明日報》（2025年05月12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