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 昊（湖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自意大利古典歷史學家莫米利亞諾“發現”古物學以來，古物學與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的關聯性持續引發學界討論。16世紀古物學從意大利傳播至西歐各國。其中，法國在這一領域取得的成就遠超歐洲其他國家，而這背后離不開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的貢獻。

　　該學院肇始于1663年，由路易十四的財政大臣科爾貝資助設立。初創時隸屬于法蘭西學院并被稱為“小學院”，其最初目的是尋找并研究古代紀念碑、錢幣、像章及銘文，為紀念國王的功績提供典范和素材。隨著學院的發展，它在1701年脫離法蘭西學院獨立建制，改名為“王家銘文與像章學院”。1716年，該學院正式定名為“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此時，其研究重心已從塑造國王形象轉變為依托文物和文獻來探究古代歐洲和東方社會文化。學院還創辦了《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集刊》，用以發表院士們在內部研討會上的論文成果。這份刊物迅速成為全歐洲學者了解同行研究成果的重要窗口，引領著近代早期歐洲古物研究的學術潮流。總體來看，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在西方古典研究、古代東方研究和古代法國研究領域成果斐然。

　　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是18世紀西方古典研究的重鎮，對古典考古學的發展貢獻卓越。當時科學考古學尚未萌芽，遺跡現場發掘稀缺，考古活動局限于地表文物考察、繪圖及收藏。然而院士們勇于突破傳統文獻束縛，吸納自然科學精髓，以精細觀察與嚴謹對比揭示古物背后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現象。圣莫爾會修士蒙福孔所著的10卷本《古物圖解》堪稱古物研究的百科全書。蒙福孔將紀念物分為文獻與物質遺存兩大體系，主張物質遺存具有獨立于文本的歷史敘事功能。他批判舊有古物著作雜亂無章，缺乏系統梳理與真偽辨別標準。因此，《古物圖解》以神祇、祭祀儀式、生活習俗、戰爭和喪葬儀式等主題為主線，古物圖像為核心，輔以詳盡文字說明，實現了古物研究從“以文為本”到“以物為本”的跨越。凱呂斯是18世紀法國古物研究的領軍人物。他批評文獻導向性的古物研究模式，指出古物研究應該關注古物的形態和風格演變，并認為這能展現不同時期或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凱呂斯依據藝術風格和審美品質描繪了古代藝術發展歷程，例如注重細節且形式枯燥的埃特魯里亞風格、近乎完美境界的希臘風格以及相對萎靡墮落的羅馬風格等。這種以物質證據建構藝術史的做法隨后被德國藝術史家溫克爾曼所繼承和發展。

　　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在推動古代東方研究，尤其是在埃及學領域的發展中發揮了關鍵作用。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成功釋讀羅塞塔石碑上的圣書體，標志著埃及學誕生。這一里程碑式的突破，實則是學院數代學者學術積淀的結晶。17—18世紀期間，受德國耶穌會士基歇爾神秘主義范式的影響，人們將圣書體視為哲學密碼，認為其僅傳遞宗教玄思，并錯誤推導出“漢字西來說”。弗萊雷率先解構“漢字西來說”，他提出古埃及人使用實物圖畫和象征符號進行書寫，形成了一種具象文字；而中國人創造的文字，與其所表示的意義之間存在人為確定的關聯。因而，歐洲人把漢字與埃及的圣書體相提并論是非常不確切的，二者的相似之處僅僅在于它們都不表音。此外，漢字能夠通過組合214個基本字（即部首）來構成大量復合字，展現出獨特的造字規律。這一論斷為漢字起源研究正本清源。繼弗萊雷之后，巴泰勒米在圣書體破譯領域取得突破，他確立雙語銘文對比研究法，這為后來羅塞塔石碑解讀奠定方法論基礎。他正確猜測圣書體中的橢圓可能圈起來的是國王或眾神的名字，即所謂的“王名圈”，并且他首次提出科普特語與古埃及語的譜系關系。這些突破性成果，使得圣書體研究從猜謎式解讀轉向系統性破譯。吉涅對古埃及文字體系的梳理具有奠基性意義：首次科學劃分圣書體、祭司體、世俗體三類字體的演進譜系；揭示了圣書體書寫的方向，即從右向左書寫，但可靈活采用橫縱排列；完善“王名圈”的符號學闡釋。這些發現構建起古埃及文字研究的基礎框架，推動埃及學從零散猜測走向科學解碼。

　　在古代法國研究領域，學院對法國民族起源的研究備受矚目，其核心聚焦于法蘭克時期的政治體制和古代高盧文明。圍繞法蘭克時期政治體制的討論，學院內部形成了兩種截然對立的觀點——“貴族論”與“王權論”。維爾托是“貴族論”的堅定倡導者。他認為貴族承擔了維系古代政治傳統的使命，據其考證，法蘭克人擁有悠久的政治自由傳統，他們定期召開不同形式的政治議事會。在會議上，貴族是主角，與君主共商國是，并且擁有選舉國王的權力，這一機制有效地防止君主權力的過度膨脹。豐瑟馬涅反對“貴族論”的觀點，他認為古代法國的國家命運與羅馬帝國的制度聯系更為緊密，法蘭克人在法拉蒙的率領下進入高盧時，當地已經存在成熟的君主制體系。他強調，法蘭克人的軍事征服并未顛覆高盧既有的政治框架，而是在羅馬帝國制度遺產的基礎上逐步實現了融合。這場爭論本質上是法國舊制度時期貴族與王權對國家權力合法性根源的意識形態爭奪，同時也揭示了古物研究對現實政治的歷史折射。在古代高盧文明的研究方面，院士們認為高盧文明塑造了法國民族性格，這種民族認同催生了對古代高盧的系統性研究。費內爾首次系統地區分了希臘-羅馬神系與本土高盧神祇體系。他指出，在羅馬統治穩固之后，高盧地方神祇才逐漸被納入羅馬神譜體系之中。達安維爾依據古典歷史著作、古物與地圖，撰寫了《根據遺跡論述的古高盧概況》。他準確界定了凱撒、普林尼筆下的地理位置，為古代高盧地理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這些研究成果不僅豐富了我們對古代高盧文明的認知，更為理解法國民族文化的根源提供了重要視角。

　　在18世紀啟蒙哲人的眼中，以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院士為代表的古物學家常被輕蔑地稱作“學究”。在啟蒙哲人看來，院士們囿于宗教和政治保守主義，沉溺于積累毫無意義的細節，未能以宏觀視野闡釋人類文明的演進規律，尤其忽視了理性精神與蒙昧主義的較量。伏爾泰曾尖銳地批評學院集刊滿是對各種晦澀難懂的主題的獵奇研究與評論。他在《路易十四時代》與《風俗論》中將社會生活的多維面相納入整體性考察，但同時指出，過于瑣碎的細節可能遮蔽對時代精神的把握，過度炫耀學識亦是對讀者的不尊重，史學應該是優雅敘事和“哲學精神”的結合。這場方法論之爭，形成了“議論”與“考據”兩種治學路徑的分野。

　　頗具歷史深意的是，法國本土遭受質疑的學院研究，卻在海峽彼岸獲得知音。英國史學家吉本高度贊譽該學院為“博學、觀點精確與文雅的結合”，他耗費20英鎊購置20卷學院集刊，稱其為“永不枯竭的理性愉悅之源”，通過此刊物，吉本接觸到法國古物學界的重要學者和論著。其杰作《羅馬帝國衰亡史》既借鑒伏爾泰等啟蒙哲人的政治、道德和宗教觀念，注重歷史闡釋，也不忘對歷史事實進行考證。據統計，他征引學院集刊內容多達120次，實現了古物學與哲學式歷史解釋的融合。

　　總的來說，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是近代早期法國古物學發展的縮影。它在西方古典研究、古代東方研究和古代法國研究領域取得的卓越成就，不僅豐富了人們對古代文明的認識，也為后世的歷史學、考古學等學科奠定了堅實基礎。隨著法國大革命爆發，國民公會于1793年8月頒布法令，取消了王家銘文與美文學院。直至1816年，學院才重新恢復。在當今時代，物質文化、跨學科方法和全球史成為史學的前沿，學院以實物證據重構文明、以實證對話理論的傳統，仍在為史學提供不竭的靈感源泉。

　　《光明日報》（2025年05月12日?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