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存海（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

　　從1961年起步迄今，中國拉美研究初現繁榮，當前正處于從“規模擴張”向“質量躍升”轉型的關鍵期。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亟須轉變知識生產范式，秉持“立足中國、觀照拉美、對話世界”理念，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論體系。

　　中國拉美研究的發展現狀

　　60多年的發展歷程彰顯出中國拉美研究的一個顯著特點，即規模快速擴張。伴隨著中國崛起和中拉關系的日益密切，中國拉美研究出現“井噴”。截至2025年2月，拉美研究機構的數量從2000年的6家激增至80家。其中，專注于國別研究的機構有12家，專注于加勒比和安第斯等次地區研究的有6家。此外，還有一些機構致力于文明文化、舞蹈藝術、法律、交通、科技創新，以及人文交流等專業領域的研究。從地理分布來看，這些研究機構分布于全國19個省、直轄市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其中，北京29家、上海8家、山東6家、廣東5家、江蘇和浙江各4家。這種分布既反映出當前中拉合作的廣泛性和多元性，又反映出政治和經貿雙輪驅動的特點。

　　拉美研究機構的激增與西葡語專業的快速發展密不可分。截至2024年底，全國開設西葡語本科專業的高等院校分別從2000年的12所和4所擴展至104所和43所。西葡語專業的蓬勃發展一方面為中國拉美研究注入了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則為拉美研究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后備人才。2000年以來，國內新開設的拉美研究機構中有95%集中于高校，西葡語專業教師成為拉美研究的天然主力。據統計，全國從事拉美相關研究的人員已從2000年的不足100人發展到目前的逾1000人，其中大多數是“80后”和“90后”。

　　拉美研究的新生代擁有相對優越的學術背景。他們大多受過正統的學術訓練，擁有博士學位，學科背景多元；熟練掌握英語和西班牙語或葡萄牙語，能夠獨立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富有學術潛力，許多人在正式開始拉美研究之前就有在西葡語國家學習或生活的經歷。總而言之，相對于老一輩學者，新生代擁有更加優越的學術條件。然而，他們也面臨著較大的生存和發展壓力。一方面是“非升即走”的考核壓力，另一方面則是對“我們現在該如何做拉美研究”這一問題的茫然。從根本上講，這種整體性壓力源于現實性的挑戰，即中國拉美研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政策導向，“拿來主義”的知識生產范式已經無法順應新時代的發展要求。

　　中國拉美研究即將到來的范式革命

　　中國拉美研究不僅在“量”上實現了看得見的新突破，而且在“質”上也正發生“靜悄悄的革命”。

　　“知識移植”是20世紀60年代初70年代末中國拉美研究的原初形態。這個時期的研究者更像是“知識的搬運工”，主要是對國外現有知識的輸入和傳播，研究的獨立性和創新性較弱，其典型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知識的單向輸入。受外部條件的限制，研究者主要依賴外部資料了解拉美，而所謂“研究”主要是對已有知識的“引進”和“移植”，缺乏獨立分析。二是政治色彩濃厚。冷戰格局影響著學術研究的視角，研究主題傾向于革命和反帝反殖敘事，具有較強的政治色彩。三是研究手段以編譯和資料整理為主。研究者更多地承擔信息傳遞和知識普及的角色，缺乏分析方法。

　　20世紀80年代初90年代末的顯著特點是“理論移植”。這個時期，中國拉美研究盡管擺脫了信息積累的初始階段并開始運用學科方法，但主要依賴西方理論和框架分析拉美現實，原創性不足。其典型表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引入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作為研究工具。20世紀80年代，西方盛行的發展理論和民主化理論等被中國學界引入，借以解釋拉美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二是建立多樣化的學科方法。中國拉美研究逐漸突破以往的單一政治視角，引入社會學、經濟學、國際關系學等學科方法，開始向更系統化、學理化的方向發展。三是研究內容更加豐富。這一變化表明研究者逐漸擺脫了以往的政治敘事，關注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發展議題，以更全面、客觀地視角看待拉美地區。四是理論原創性不足。相較于前一階段，盡管中國拉美研究更加專業化，但對西方理論的依賴導致理論創新不足。

　　進入21世紀，中國拉美研究開啟了“知識本土化探索”的新階段。這一變化不僅源自西方理論之于中國解釋拉美現實的局限性，而且源自“中國經驗”之于拉美發展的啟迪性，這一過程表現為以下幾方面。一是研究對象的拓展。盡管中拉關系研究仍然占據主導地位，但其焦點已經從單一的政治和經濟領域拓寬至社會、教育、科技、環境等更廣泛的議題。其中，文明交流互鑒逐漸成為新熱點。二是研究方法的融合創新。方法論不斷豐富，從政治經濟分析逐步擴展到跨學科、多方法并用的研究模式，例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結合、更加注重實地調查和田野發現等。三是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實踐。受益于本土視角的加強，研究者開始嘗試在拉美研究中融入中國經驗和視角，并注重在田野和文獻中挖掘拉美的本土知識和智慧。

　　構建中國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論體系

　　60多年來，中國拉美研究經歷了知識移植、理論移植和知識本土化探索等三個階段的生產范式。這種范式轉變既反映了中國學術界對拉美認知的逐步深化和研究能力的不斷提升，又反映了中國嘗試構建自主知識體系的努力。當前中拉關系的愈益密切、新生代力量的整體性崛起，以及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無疑將加快這一目標的實現。為迎接這一時刻的到來，中國拉美學界亟須做好研究方法革新、理論體系創新、研究視角更新的準備。

　　第一，研究方法要革新。面向未來，中國拉美研究首先要實現方法論上的革新，要注重跨學科融合創新。它有兩個基本路徑，概括而言即為“上天下地”。“上天”是向“云上”要數據，充分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推動數智融合。“下地”是“把論文寫在大地上”，通過田野調查和實踐探索發現真相與事實。這兩個看似南轅北轍又相互依存的路徑是中國拉美研究的“兩大法寶”，既可提升研究的原創性，又可把握研究的前沿性。

　　第二，理論體系要創新。中國拉美研究要具有全球影響力，不僅需要擺脫對西方理論和方法的依賴，更要注重知識本土化的探索，努力將中國的發展經驗、理論視角和政策實踐融入拉美研究，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拉美研究理論體系。它包括三個層面的內涵：一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現代發展經驗的總結；二是拉美本土知識和智慧的發現；三是中拉知識和經驗的交流與分享。中拉知識合作是“全球南方”知識合作的一部分，它既能推動雙方對彼此本土知識的研究和吸納，又可助力中國拉美研究向知識輸出的目標邁進。其基本路徑是構建中拉學術共同體，推動中國拉美研究和拉美中國研究協同發展，相互增益。2023年由中拉學術機構共同倡導的“中拉發展知識聯盟”就是這方面的積極探索和實踐。

　　第三，研究視角要更新。長期以來，中國拉美研究立足于“以拉美為鑒”，其觀察拉美的方式是線性“直視”，將拉美看作一個“孤島”，而沒有“環視”它從被“發現”以來就內嵌其中的全球聯動，結果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單面的”而非“多維的”拉美。在立場和視角上，中國拉美研究當然要從中國出發，但要將作為觀照對象的拉美放到更廣闊的視域中去，既要有“拉美”觀，也要有“世界”觀。這種視角內在地包括觀察拉美的視角的更新，又天然地涵括通過構建中國拉美研究的自主知識體系來對話世界。

　　2025年是中拉整體合作機制運行10周年，中拉關系來到新的關鍵時刻。未來10年是中國拉美研究進入范式轉型的關鍵窗口期。只有完成知識生產方式的系統性重構，中國拉美研究才能形成既具中國特色又有全球解釋力的學術體系，為新時代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三大體系”建設提供區域國別研究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