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曉群

　　絲綢之路作為古代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不僅是物質交換的橋梁，同時也是文化互鑒的紐帶。近年來，隨著全球史觀的興起，對絲路沿線的研究逐漸超越單一地域或文化的局限，轉向探討跨區域、跨文化的敘事模式。南開大學楊巨平教授主編的六卷本《從地中海到黃河——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下文簡稱《從地中海到黃河》）以十年之功，集結40余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從多學科視角系統梳理了希臘化文明經絲綢之路東傳的歷史軌跡。這部六卷本著作的學術價值不僅在于填補了絲綢之路與希臘化文明交叉研究的空白，而且通過實證研究揭示了人類早期文明互鑒的交融圖景與復雜機制。

　　其一，《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的核心亮點在于以考古發現與傳世文獻互證，突破了國內傳統中西交通史研究中的單向敘事。楊巨平在總序中指出，“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二者之間確實存在著一種內在的、持續的歷史邏輯關系”，這一論斷貫穿全書。書中提到，亞歷山大帝國的建立和希臘化世界的形成奠定了中希文明在中亞相逢的基礎，而張騫通西域即絲綢之路的開通，則使這種相會變為可能。“前四史”的西域傳部分實際包含了諸多的希臘化遺產信息。如大宛、大夏等城邑眾多可與西方史家筆下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千城之國”的記載和阿伊·哈努姆希臘化城市遺址的發現互為印證；大宛以西“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則與帕加馬羊皮紙及希臘化世界通用的希臘語的普遍使用相關。這種將文獻考據與考古實證互相結合的方法，為確立希臘化文明與絲綢之路的關系提供了可靠的支點。

　　此外，本書在突出希臘化文明遺產與絲綢之路的內在關系時，特別注意到希臘化文明的“在地化”過程。例如，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神在中國改頭換面，成為中國佛教石窟、寺院中的護法神、大力士和天王等。希臘柱式建筑融入敦煌、云岡石窟，和田馬錢兼容希、印、漢三地文化元素。這種轉譯過程體現了“接觸—改造—新生”的動態模式，如此，以藝術品為代表的器物成為不同文明對話的重要載體。

　　其二，《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的編撰本身也是跨文明對話的一種實踐，這既體現在參與者的跨國合作，又表現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讀者可見該書1/3的作者為國外學者，美國學者對亞歷山大東征路線和建城活動予以考證，法國學者對希臘化錢幣進行解讀，英國學者對犍陀羅藝術的研究，而中國學者則對中文文獻資料的發掘等，都體現了多語種史料與方法的互補。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則具體涵蓋了歷史、考古、藝術等領域，這使得其研究成果在國際學術界備受矚目。本書的英文版也即將推出，標志著中國學者在希臘化與絲綢之路研究領域國際話語權的提升。總之，這種研究模式，既呼應了書中強調的“文明互動交融”主題，也為全球史寫作及文明互鑒提供了一種新的范式。

　　其三，《從地中海到黃河》一書以微觀考證的個案累積，實質構成了對宏觀文明交往理論的實證支撐，從而實現了微觀個案與宏觀框架的有機結合。這種物質文化研究路徑，通過絲路文明的視角，打破單一文明中心論，強調文明之間的互動與共享，避開了傳統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敘事陷阱。因為絲綢之路不僅是絲綢、香料、寶石等商品的貿易通道，更是思想、宗教、藝術和技術傳播的橋梁，是物質與文化的雙向流動。這種流動方式打破了傳統歷史敘事中的“中心-邊緣”模式，強調了文明之間的平等互鑒。正如楊巨平在書中所指出的：“這些交往帶來的后果就是文明的互通有無、相互借鑒。因此，絲路的本質就是互通，互通的結果就是互鑒。這是潛移默化的，是人類趨利避害本能的體現，是人類自我完善、追求更好生存環境的需要。”

　　可以說，該書構建出一種跨越時空、文明與國界的集體記憶框架，從而為經濟全球化時代的文明對話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提供了深層次的實踐路徑和理論支撐。這種結合既是對歷史經驗的提煉，也是對當代挑戰的回應。不過，略顯遺憾的是，如果從全球視野突破的角度深入觀察，我們發現六卷書中對歷史經驗的現實啟示著墨較少，部分章節的理論深度與現實關懷仍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比如，對希臘化建筑元素在中亞、印度嬗變的討論，雖詳述柱式結構的形制變化，卻未深入剖析文化選擇的內在邏輯。這或許是因為作者們的研究重點在于“結果而非過程”所導致的，所以某些議題止步于現象描述，停留在事實層面，缺乏進一步的探究。由此，導致各卷各章中的理論對話稍顯薄弱，如能對文化融合的機制（如權力結構、多信仰的交融、貿易網絡的影響等）進行更系統的理論提煉，不僅將進一步提升六卷書的整體解釋力，而且還能將歷史經驗與當代議題相結合。事實上，六卷書中關于多元信仰共處、跨文化身份認同的諸多案例，均可引申至現代多元社會建設與當代跨文化治理的議題。總之，在今后的研究，對這種歷史與現實的理論張力還有待進一步釋放。

　　當然，瑕不掩瑜，在當下全球史寫作漸趨同質化的學術語境中，《從地中海到黃河》六卷書的獨特價值愈發清晰。因為它既未陷入后殖民理論的解構狂歡，也避免了文化比較研究的本質主義陷阱，而是以一種審慎的實證態度回歸歷史現場，還原了文明交流互鑒的復雜面相。由此，當讀者將散見于書中的犍陀羅佛像、羅馬玻璃、波斯銀壺、中亞毛織品等圖像重新拼接，看到的就不僅是物質流動的軌跡，更是不同文明在碰撞中不斷拓展自我認知邊界的精神歷程。此外，該書將“他者”納入自我演進脈絡的歷史書寫，本質上是在建構一種超越地域與族群的共同記憶，通過揭示文化嬗變的具體過程，展現了人類文明“和而不同”的深層邏輯，為破解文明沖突論提供了歷史注腳。在這個意義上，《從地中海到黃河》六卷書不僅是一部扎實厚重的學術研究著作，更是一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歷史基脈的重要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