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良書（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中共黨史研究中，不僅要堅持實事求是，而且要做到以人為本。因為只知求真而不知求善，不把真理觀與價值論統一起來，就達不到美的境界。這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即便在求真的敘事中，也不能停留在“就事論事”的層次上，而要分析潛藏在事件背后的人的思想和動機，以及這些事件對人的意義。馬克思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中共黨史也不例外。因此我們的研究就應當從這個“前提”出發，并始終把人放在敘事的中心位置。

　　對“歷事者”和“讀史者”要有人文關懷

　　對“歷事者”要有人文關懷，這一點對黨史研究來說有特別意義。因為它的研究對象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不僅體現在黨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初心使命上，而且還體現在它的各項具體政策中。我們要把這一人文精神，寫到黨的歷史中去，在歷史敘事中反映黨對人民的這種人文關懷。

　　比如，中國共產黨堅持“群眾路線”，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這與其他政黨就有根本的不同。早在1927年“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同志就提出“去留自愿，愿留則留，不愿留發給路費”，表現出對人的理解和尊重。在黨內也是如此，毛澤東同志提出要“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他說：“我們要把同志看成兄弟姊妹一樣，從這里能得到安慰，疲勞了，可以在這里休息休息，問長問短，親切得很。”1941年，毛澤東同志還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14期畢業學員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這更能說明中國共產黨具有愛護人、關心人的一種人文精神。

　　這種人文精神，還體現在對黨史人物的評價上。即便是對犯過錯誤的人，黨也要求采取寬大政策。毛澤東同志說：“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于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于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

　　這一點我們要學習和借鑒。在黨史研究中，也需要有這種人文精神，寬容而公允地對待黨史人物，慎重使用評判的權力。因為過去的人不能替自己辯護，所以我們要主動地走進他們的內心，觀察他們的活動，這樣才有可能把握他們的真實想法，體會其活動的真實意義。正如法國史學家朱爾斯·米什萊所說的，“每個死者都留下了一筆小小的財產——他的記憶，并且要求我們去照顧這個遺產……在我的事業中我從未忽視過作為一個歷史家的義務。我給予了太多被遺忘的死者我自己將來也需要的協助。我發掘他們，是為了賦予他們的第二次生命”。這應該是一種最博大最深切的人文關懷。

　　其次，對“讀史者”要有人文關懷。李大釗說：現代史學應予人以“樂天努進的人生觀”和一種新歷史觀，它導引“我們在歷史中發見了我們的世界，發見了我們的自己，使我們自覺我們自己的權威，知道過去的歷史，就是我們這樣的人人共同造出來的，現在乃至將來的歷史，亦還是如此”。這也是黨史研究的價值所在。

　　黨史研究的主要功能就是資政育人

　　資政育人是中國史學的一大傳統。古人說，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通過與歷史的對話，就可以明是非、辨善惡、正目標。當然，史學研究不單是為政治借鑒，它對社會人生也有重要參照。無論是治國理政者，還是一般讀書人，都應從讀史中受益。劉知幾說：后之學者，“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這既是對后學者的期盼，也是對史學家提出的要求。

　　不過在這一點上，黨史研究也有它的特殊性。我們處于現時代，研究執政黨，對資政和育人都要有深一層的理解。一方面，不能單純為了資政，而把過去的人物或事件與現在的人物或事件作輕率的歷史類比，好像不如此，就是脫離現實政治，就失掉了黨史研究的現實意義。更不能把歷史上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等同起來，那樣不是把歷史“現代”化，就是把現實“古典”化，這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做法。此外，對歷史經驗的總結也是一樣。環境變了，條件變了；物是人非，今非昔比，向現在的人提供過去的經驗未必受用。所以對今人來說，黨史研究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的好。

　　另一方面，也不能單純為了育人，而對黨史人物予以過分地、不適當地贊譽或批判，試圖把他們標準化、臉譜化，好像不如此，就不能通過具體的黨史人物對人們進行歷史的教育。其實，把黨史人物標準化、臉譜化，不僅不能促進黨史學習教育，相反妨害了它，因為這種做法會使人混淆對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改革開放前與改革開放后，以及在不同時期之間的歷史差異性的認識。這會造成一種抹殺歷史愿景的危險，會引導人們不是向前而是向后看。

　　由此可見，黨史學習教育不僅要向上看，而且還要向前看。在這方面，黨史研究體現的人文關懷，就是要讓它的讀者看到偉大人物和革命先驅，為國家為民族效命而犧牲自我的地方，亦能認識到這一批偉人和先驅，并非與常人有何殊異，只是他們對社會要求的感受要敏銳些，想滿足這要求的情緒要濃烈些，所以他們挺身而起為社會獻身，在歷史上留下可泣可歌的悲歌和壯舉。這樣正如李大釗所指出的那樣，可以使“后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地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志者亦若是’的情緒，愿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于是乎油然而起了”。

　　黨史研究的主體——史家應具備人文關懷

　　雖然在治史目的上，研究者往往各不相同，但無論具體目的是什么，他都要有深切的人文關懷。一般說來，黨史學家的人文關懷，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要表現作者的性情和見解，認識到“歷史中有我們的人生，有我們的世界，有我們的自己”。“有人”，就是要與一般的人、具體的人發生交涉。這一點說來容易，做起來很難，因為我們遍查史籍，看到的只是片段的記憶、眾多的姓名、冷冰冰的文獻和干巴巴的數字，至于遮蔽在歷史煙云中的“人”，則很難被注意到。即便有時關注到它，也會將之視為遙遠的、死去的、與己無關的人，在觀察他們的時候，不免帶有一種疏離和冷漠之感。這樣的歷史，在今日看來，全是徒勞精神、枉費筆墨，因為它不能從歷史的深處，站在“人”的角度，寫出中共黨史的演化，寫出民眾生活的變遷。

　　當然，對以上兩個方面，我們也要有更深一層的理解。一方面，“有我”也不可“任性”，不能自以為是。真正的史家，絕不容許個人偏見影響自己的判斷，更不會由外部環境左右自己的觀點。他要做一個“斷獄”的“老吏”，讓固有觀念服從于客觀事實，并且在眾多事實中也會謹慎結論，以便把更多評判的空間留給讀者。另一方面，“有人”也不可“任情”，也要理智冷靜。這一點應向魯迅學習。一般人只批判“統治者”，但魯迅也批判“被統治者”。他在《藥》中寫華家和夏家，在《故鄉》中寫楊二嫂和閏土，說明人民與人民，并不是當然的朋友。他們的關系遠比我們想象得復雜，所以魯迅不只是一個“戰士”，他還是一個“啟蒙者”。因此對黨史，我們也不要人為地美化它或掩蓋它，而是要像魯迅一樣，把真實的情況寫出來。這樣對黨對人民都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