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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要處理好“新”與“舊”的關系。辯證法告訴我們,新與舊,都是相對而言的,而且是不斷轉化的。經濟新常態是從舊常態發展轉化而來的,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是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只能是“揚棄”,而不是完全拋棄。我們一方面要拋棄舊的片面強調增長速度、過度依賴投資拉動和資源消耗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不能將“新常態”與過去割裂,完全否定過去幾十年形成的經濟發展總體思路、物質基礎和經驗辦法,而是要堅持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基本面總體向好的判斷,探索把握重要戰略機遇期變化了的內涵和條件,改變經濟發展的方式和結構。對此必須深化理解、統一認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認識和判斷上來,增強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自覺性和主動性。
七是要處理好“機遇”與“挑戰”的關系。我們既要看到新常態中的有利因素,也要看到新常態中的困難和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去年11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演講中指出“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問題、新矛盾,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可見,對于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有哪些機遇,有哪些挑戰,中央始終是清醒的。就消費而言,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的消費階段基本結束,擴大消費就不那么容易了;就產業而言,由于傳統產業相對飽和,單靠投資刺激就不好使了;就出口而言,全球總需求不振,我國低成本比較優勢發生了轉化,出口發展更為困難。可以說,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都面臨一些制約。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利”的方面,看到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諸如戰略性新興產業、以現代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傳統產業向中高端邁進、消費創新和消費熱點、區域創新發展、科技創新和信息化等等。
八是要處理好“常”與“特”的關系。新常態中的“常”主要是從全國宏觀上和經濟發展總體上講的,包括九個特征和四個轉變等,都是對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特征的概括和提煉,是高度概括性的,是管方向的,同時也是歷史的、辯證的、動態的,具有很強的戰略性和指導性,并不能代替各地區、各部門的才“特”,即特殊性。我們國家幅員遼闊,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猶如高山氣候“一日歷四季”,有的處在前工業社會,有的處在工業化過程中,有的已進入信息社會,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我們要避免將“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各項具體特征絕對化,避免出現千篇一律和“同構化”,就要處理好“常”與“特”的關系。因此,一定要結合各地區、各行業的實際情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創造性地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
九是要處理好“變”與“不變”的關系。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強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 要“努力做到調速不減勢、量增質更優”。因此,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一定要處理好“變”與“不變”的辯證關系。這里的“變”,就是轉方式、調結構、上臺階,就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培育和完善市場機制;這里的“不變”,就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沒有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基本路線方針沒有變。
十是要處理好“務實”與“求道”的關系。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特別需要弘揚求真務實和探求規律的“釘釘子”精神。在新常態下,對于各級領導干部而言,要有一種振奮的精神狀態和良好的心態,這就是既要積極務實,一切從實際出發,干實事,出實招,埋頭苦干;更要對客觀規律持尊重、敬畏態度,善于學習調研,善于獨立思考,善于探求規律,從而尋找和抓住經濟發展新機遇,創造性地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