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出陰謀論的路徑和舉措

　　走出陰謀論的根本，是切實解決“四個自信”。但這非一日之功，現實需要著力開展的工作，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以“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支撐價值系統重構。文明程度是人類社會的原點性評價標準，而開創文明則是人類生生不息的精神脈動和價值追求。冷戰時期，世界爭斗集中于意識形態，因而把政治制度視作根本是非標準，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文明評價尺度，實踐證明這是靠不住的。二戰后，國家沖突更多在社會主義國家間展開，原本是戰爭根源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之間較少發生戰爭。這說明，以意識形態劃線較文明野蠻劃線，后者更穩定。當今世界，所有國家集團的結盟準則，主要圍繞利益和核心價值展開。比如東盟只有越南一家是社會主義國家，說明這個國家集團更多因為利益而結盟。其他的國家集團有歷史傳統的原因，有文化宗教的原因，完全以政治制度為結盟者已經不存在。我們顯然不能也不會再選幾個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結盟。國際國內政治生態的變化決定了，要保證跳出舊的意識形態和陰謀論，真正步入大國道路，必須更新觀念，確立“開創文明”的新政治觀，堅持以習近平倡導的“跳出冷戰思維，冷和博弈”為準則，構建新的思想理論體系。

　　第二，以新啟蒙運動改善民眾思維方式、思想方法和人文素養。大國崛起于文明，同時意味著國民胸懷和境界的大幅提升，一個狹隘的民族主義盛行的國度不會產生人文精神，不會產生更多科學文化成果，因而無力引領人類文明前行。中國由封閉到開放，由弱國到大國強國，面臨的矛盾會越來越多，遇到的挑戰會越來越多，甚至我們對世界的貢獻越大，非議越多，這不奇怪也不可怕，平常心對待即可。比如世界警察美國，幾乎疲于奔命，受到的責罵最多，然而，其遭遇卡特琳娜颶風，全世界向其伸出援手國家最多。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說過一句話：“中國想當大國須學美國臉皮厚”，雖屬調侃，但有啟示意義。且不說西方是多元社會，各種聲音都發得出來，一些政客為了吸引眼球，一些媒體為了擴大影響，就是要發一些驚世駭俗的言論，在所正常。美國每到大選，候選人都拿中國說事，似乎一上任就要和中國對決，事實上都積極和中國打交道。所以，我們沒有必要跟著別人的鼓點跳舞，自尋煩惱。凡此種種，正確應對或施以平常心，很重要的是修養大國胸懷，而修養起步于文化啟蒙，中國需要進行一次現代文明為支撐的啟蒙運動，這是跳出陰謀論的基礎性工作。

　　第三，繼續深化“四個全面”的執政方略，以規矩意識、法治觀念，重構民眾的價值系統。一切的懷疑乃至謠言，皆出自不公開，或源于規矩不健全，法治不嚴肅。當潛規則重于顯規則，陰謀論注定大行其道。反之，規矩嚴格，法治嚴厲，權力不再自由發揮，而是界限分明，且在陽光下運行，陰謀論也便不能發酵，逐漸失去影響力。換個角度看問題，結論同樣如此。國家治理良性互動社會和諧運轉，很重要的是民眾與政府同心同德，要寬容包容，循序漸進，通過良性互動推進國家治理進步與社會和諧有序，如果不是這樣，而是無端懷疑與漫罵，只能導致反向運行，使二者漸行漸遠，走向了初衷的反面。顯然，大眾是需要引導的，陰謀論也是需要正確應對的。

　　第四，以科學有效治理引導陰謀論回歸國家戰略規劃和學術研究。筆者并不完全否認世界存在陰謀，但陰謀有其存在范圍和空間，一個是嚴謹的學者仍然可以從陰謀的視角去研究國家博弈的方式方法和目的，國家安全部門從戰略的高度來應對敵對力量的各種陰謀，這是必要的和合邏輯的，畢竟世界沒有進入大同社會，國家安全領域還會有見不得陽光的斗爭存在，比如斯諾登事件就披露了美國在安全領域的“陰謀”，等等。但陰謀論確不應泛化到各個領域，尤其化作公共話題，一次次攪動輿論場。既然我們是大政府小社會，即政府有強大的統籌力，就應當承擔起管理和引導責任。讓陰謀論回到該存在的空間范圍，所謂“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我們社會接近理性、成熟與和諧和必由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