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8日，由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室、光明網理論部聯合主辦的“紛繁復雜世界環境下的中國機遇與中國擔當——銳評2016：中國外交與世界局勢盤點與展望”研討會在中國社科院召開。中國社科院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員肖河參加會議并參與討論，以下為討論內容摘編：

　　就當代人類與世界共同體的距離而言，2016年可謂是冷戰后至今最為千回百轉、也最讓人瞠目結舌的一年。在過去的11個月中，反全球化的蔓延和民粹主義的抬頭不斷震驚世界，甚至可以說這兩者所共同代表的某種涌動已經顯示出成為世界大潮主流的跡象。而之所以將此二者相提并論，就在于它們在本質上的高度相似，其結伴而行絕非世界歷史發展的偶然。

　　無論是反全球化，還是民粹主義，它們的最核心訴求就是要打破束縛大眾實現其“根本利益”的種種不公平的中間規則和機制。在國內，就是要打破由法律、議會、官僚、專家、政治正確、傳統慣例所組成的一系列明示或者暗示的“建制”，直接通過領袖人物和民眾的直接聯系來彰顯“人民主權”；在國際上，就是要拋棄大部分或者所有“復雜難懂”的國際安排，拒斥一體化、自由貿易、全球治理等“精英概念”，通過最純粹的利己行動來保護“國家利益”。與其說這兩股思潮反對的是“精英”，不如說它們反對的是國內外的一切“中間”倫理、規范及其衍生出來的可見制度。

　　當然，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某種純粹的現象，同時人類終究是要通過某種組織和規則來行動，因而不大可能出現百分之百的“反建制主義”。但是，2016年世界演變卻在表明這一思潮已經在不同程度上侵染了全球各國，甚至就連早已對此有所警惕且預先進行了制度預防的國家也未能幸免。在英國，脫歐派戰勝了留歐派，給予了維護歐洲共同體的理想以重重一擊；意大利、法國、荷蘭等國的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者也隨之備受鼓舞，大有隨時都可以接管政權，徹底摧毀歐盟之勢；在美國，藐視婦女、移民、少數族裔乃至美國選舉制度的特朗普獲得大選勝利，在美國國內激勵著種族主義，在國外讓美國長期以來的外交承諾搖搖欲墜。這些曾經推動世界由孤立的主權國家走向國家社會，由民族國家走向開放社會的主要動力已經顯示出“無以為繼”之態。

　　而在其它“全球化”和“民主化”原本就發展不牢的地區，“打破建制”的現象更是數不勝數。在俄羅斯，致力于打造強人總統形象的普京雖然面臨著經濟上的嚴重困難，卻依然通過挑起和西方鄰國的對抗，牢牢地鞏固了自身的權力；在印度，同樣以“鐵腕”著稱的莫迪完全不顧憲法的約束和“既有建制”的強烈反對，悍然廢除舊有貨幣，引發了重大經濟動蕩；在日本，安倍正試圖打破自民黨“總裁不得連任三屆”的傳統，多次以“重新選舉本人必定當選，而汝等均屬未定之數”威脅反對的同僚，更遑論其還要進一步打破和平憲法和戰后秩序等一系列“鐐銬”；甚至在菲律賓也出現了杜特爾特這樣的人物，為了“保衛人民利益”而不惜在打擊販毒犯罪方面違反部分程序正義。遍觀各國，如果要以偶然來解釋這些具有相似特質的領導人相繼上臺，著實會讓人生出牽強之感。

　　假設“反建制主義”確實構成了一種趨勢，會帶來怎樣的后果呢？最直接而言，就是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在國際舞臺，“我們”都在坍縮，而“他們”都在擴大，越來越多的矛盾由“我們”之間的沖突變成了和“他們”的斗爭。這意味著任何激烈的手段都不再是“過分”和“無度”，二戰和冷戰后人類奮斗數十年塑造的國內和國際秩序大有“豹變”之虞。在國內，民粹主義是要找出危害人民的“他者”并將他們驅趕、改造或是消滅；在國外，反全球化是要個人自掃門前雪，通過重新擁抱排他性的主權來解決新時代的問題。曾經，雖然不甚成功，但是人們始終在追求由英國人成為歐洲人而再成為世界公民；然而現在，這一認同的擴張進程正在終結和反轉，不僅移民、穆斯林甚至已經不再能夠是美國人的一部分，而且美國的安危也不再與世界其它地區休戚相關，正所謂“太平洋足夠廣闊”。以此而言，2016年可能正是拉開了當代人類“去共同體化”的序幕。

　　當然，樂觀者也有理由相信這一斷言可能有些夸大其詞，高估了世界所面臨的風險。畢竟，無論是在脫歐還是美國大選中，拒絕“反建制主義”的聲音依然足夠洪亮，其背后的意志也足夠堅決，因而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各國國內的政治極化和長期對抗，而不是世界范圍內的趨勢性變化。然而，我們應當看到反建制主義不僅已經在高度發達的開放社會“險勝”了至少兩次，而且其在更加廣闊的其它地帶也已多次贏得了壓倒性的支持。2016年的事實已經說明，低估這一思潮的影響遠比高估它要危險。

　　以此而言，在這一“認同”坍縮的“去共同體時代”，中國正可謂是高舉著自由貿易、區域開放與合作、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旗“逆勢而行”。可以預見，在飽受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折磨的未來世界里，中國的努力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多方面的困擾。在發達國家，排外和經濟保護主義將進一步威脅中國的海外投資；而在發展中國家和動蕩地區，分裂主義、極端主義會給中國帶來更直接、更血腥的威脅。譬如中巴經濟走廊，這一滿懷著中國美好愿望的經濟項目，在國際上會受到巴基斯坦與印度、阿富汗等國沖突加劇的影響，而在巴國內，也可能會聽到更多的將其稱為“旁遮普經濟走廊”的刺耳雜音。這一“逆勢前行”可能意味著中國的“走出去”將會遭遇世界范圍內的趨勢性變化，面臨著巨大的潛在挑戰。

　　不過，盡管如此，中國追求“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努力絕不應當被忽視。畢竟，無論是在國內政治還是國際舞臺中，認同的擴大、團結的增強、規范和秩序的形成永遠都是政治發展的唯一正途，絕不應當輕易妥協，更不應當為了一時的便利而為錯誤的思潮推波助瀾。從這一角度而言，巨大的挑戰同樣可能是難得的機遇，迎難而上的中國才有可能為世界做出最為可貴的貢獻。

　　（中國社科院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員　肖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