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西傳與歐洲啟蒙運動

　　中國文化的適時傳入深刻地影響了歐洲啟蒙運動。啟蒙運動以反教會、反封建和弘揚人文精神為其思想宗旨，中國文化與從阿拉伯人那里新發現的希臘文化匯合起來，彌補了以基督教啟示神學為主流的歐洲思想傳統在人文主義方面的短板。

　　中國思想文化對啟蒙時代以法、英、德為主的歐洲各大國都產生了影響。1688年6月《巴黎學術報》（Joural des Savants）上刊載了一段話，可以供今天的人們深思：“中國人對于德行、智慧、仁愛、慈惠、禮貌、威儀、謙遜，以及畏天命敬神之道，特別看重，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聽了一定興奮。再者，他們所依靠的，只是大自然所給予的啟示。”法國史學家G?萊姆森（G.Lamson）認為，17至18世紀的歐洲，“思想之轉變，不僅由于抽象之思考，且亦由于具體的新事實之發現。此具體的新事實，即指中國文化之傳入歐洲，予當時思想家以鼓勵是也。”法國啟蒙思想泰斗伏爾泰以及重農學派首領魁奈是在歐洲倡導中國思想文化的重鎮，伏爾泰認為中國哲學遠在希臘哲學之上，他對孔子的崇拜影響了整個法國思想界。魁奈則被稱為“歐洲的孔夫子”，“百科全書派”的首領狄德羅甚至認為在儒家思想面前，歐洲人應該“感到慚愧”。

　　在英國，寫作《十八世紀英國思想史》的史蒂文（Steven）爵士認為，自從非基督教的中國與歐洲發生聯系以后，才使得英國人對人類歷史開始有了正確的認識。他寫到：“中國人不信基督教，但與基督教徒同樣地快樂。英國的自由思想家，信奉自然神權，全是用中國人的議論，向傳統的基督教徒進攻。休謨謂：‘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權的信徒。’即可知之。歐洲自由思想家認為孔子的學說，是理性的結晶，智慧的寶庫。彼等攻擊基督教神學所持之理論，幾全為孔子的學說。”不僅如此，英國的上流社會對儒學的理解非常到位，譬如，“鮑林白洛克（Lord Bolingbroke）以貴族政治家身份，宣揚中國文化尤力，其致Swift函有云：‘孔孟皆為最奇特形而上學家，同時亦為最佳之道德家。其學說分三部：一、個人對自己之責任（修身），二、個人對家庭之責任（齊家），三、個人對國家之責任（治國）。總之，每人皆可做哲學家，亦可擔任公務，以前之人如此，今后之人亦如此。進而為政治家，退而為哲學家。” 這實際上就是儒家信奉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實踐哲學。在英、法、德三大重要歐洲國家里，德國思想界則更多地接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尤其易經哲學和朱熹理學，德國啟蒙思想家萊布尼茨和其弟子沃爾夫成為宣揚中國哲學的重鎮。

　　中國文化對西方近代政治體制的影響

　　17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們認為，中國基于道德理性的政府正是歐洲中世紀世襲領主制所最缺乏的，他們贊美中國不拘一格選拔人才的政治制度為平民進入統治階層鋪設了通道。一位西方學者寫道：“儒學體系中最讓歐洲人感到歡欣的要素之一就是學者在中國的地位。歐洲大陸的學者們的這種共識可以追溯到17世紀晚期啟蒙運動開始之時……這個東方帝國就被視為是一塊摧毀了政治家和學者之間樊籬的土地。當伏爾泰在政治改革的領域中小心翼翼地探索時，他把‘哲學家’做王的中國作為理想國，并以此提議選拔‘啟蒙哲學家’出任內閣部長。伏爾泰被稱為‘費爾梅的孔夫子’，這只不過表達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知識分子階層內心中的一種向往而已。”

　　在制度方面，中國的考試制度和文官制度（科舉制度）歷史悠久，然而“歐洲的學校考試至18、19世紀才趨于發達”，直到19世紀才在英國出現了近代化的“文官制度”。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實際上，當時，中國的考試制度和儒家倫理觀給歐洲留下的印象，較之歐洲的科學和數學給中國留下的印象，要深刻得多。”

　　雖然西方文官制度是與資本主義相適應而發生發展起來的，然而，西方學界從不否認這是從中國學來的。如英國著名學者湯因比說道：“實際上現代英國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國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羅馬制相比較，中國的這種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約在兩千年的時間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統一中國和鞏固秩序的支柱。”美國學者羅綱德也寫道：“我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中國對于這一制度的影響，而它往往被西方學者所忽視。我們認為中華帝國科舉制度的知識隨著時間的推移得到傳播并成為世界其他國家實施和發展行政精英的基礎。毫無疑問，美國公務員競爭考試的特征主要受英國的影響，而英國的公務員制度則來源于中國。”1983年，美國卡特總統任內的人事總署署長艾倫?坎貝爾應邀來北京講學，他說：“當我被邀來中國講授文官制度的時候, 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在我們西方所有的政治學教科書中，當談到文官制度的時候, 都把文官制度的創始者歸于中國。”可見，今天的歐美人并不忌諱他們在政體設計上曾經向中國學習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