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米歇爾?希爾姆斯（Michele Hilmes）的《僅僅連結：美國廣播電視文化史》（Only Connect: Cultural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S）為這種描繪式的廣電史書寫樹立了范本，該書認為，“歷史就是關于制造連結”，在媒介、政治、經濟間制造連結，在歷史的不同參與主體間制造連結，甚至在歷史書寫者和閱讀者之間制造連結。希爾姆斯將美國廣播電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若干階段，在介紹每個階段時，以“社會語境”（social context）開頭，對該階段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背景進行全景式的呈現，以“社會話語”（social discourse）作結，對該時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文化特征及其與廣播電視的連結進行描繪。與《美國廣電文化史》類似，常江博士的《電視史》也是通過這一縱一橫的脈絡展開了中國電視的全景畫卷。

三、 從業者和書寫者：以人為中心的歷史敘事

對人群——包括電視的政策制定者、機構管理者、節目生產者和觀看者以及作者本人——的關注是本書的一大特征。這也正體現了作者以話語分析平衡政治經濟學、以主體能動性中和結構的努力。年鑒學派創始人費弗爾認為，“（歷史學應當）關心永遠身在社會框架之中的人類；……關心被賦予更多功能、各色活動和不同掛念與稟賦的人類，所有這些功能、活動、掛念與稟賦互相混雜、碰撞、沖突，最終互相妥協，達成和解，這是一種相互妥協的生之道，它的名字就叫生（la Vie）” 。

首先，《電視史》對電視節目生產者的精神氣質和時代特征給予了充分的關注。例如，作者在介紹1980年代的電視節目時，提及了當時電視人大多懷抱經世治民的理想和知識分子情懷，其理想主義對當時的電視新聞和紀錄片產生了巨大影響；談及1990年代的電視節目時，作者則指出“新聞從業者對于行業的提升日漸集中在專業主義層面的‘品質’與‘效果’上，不再專注于對宏大的社會價值變遷的推動，這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國家對于提高新聞生產與流通效率，使之更好地為經濟發展服務的需求。” 除了對群像的勾勒，作者也注重點面結合，穿插介紹了諸如楊偉光、孫玉勝等關鍵人物的貢獻。這些生動的描繪基于大量人物傳記、回憶錄和學術論文梳理而成，讓人們看到，在技術、經濟、政治等結構性因素之外，作為個體和群體的人的智慧和信念也在電視業的發展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此外，《電視史》也關注到歷史書寫者，即作者本人在歷史敘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在《電視史》的結語部分，作者進行了民族志研究中常見的“自我反思”：他發問，“研究電視史的人本身是否可以同時是電視觀眾”，并檢討道，“筆者的電視接觸經驗，尤其是關于電視的種種文化記憶，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他對史料的選擇及對歷史過程的敘述。”但是，作為親歷者的歷史講述者確實是不可取的嗎？講述者的自身因素真的能夠從研究中剝離出去嗎？十九世紀的法國歷史學家米什萊這樣看待歷史著作和書寫者之間的關系：

“我的生命就在此書之中……。可是，著作與作者如此同一難道不危險么？著作難道不就此沾染上了作者的情感與所處時代的氣息么？……如果這是一個缺陷，我們應該承認，這個缺陷對我們很有用。沒有此種缺陷的歷史學家，想要在寫作中消隱、不存在、亦步亦趨于當時編年史的歷史學家根本就不是歷史學家。”

四、 結語：作為“手藝人”的歷史學家

歷史學家常常將史學比作一個“行當”或一門“手藝”，而將自己比作“手藝人”或“工匠”，這意味著這門手藝所需要的技能來自實踐、需要時間。《中國電視史》這部厚重的著作正是常江博士在過往學術研究的不斷積累中精心打磨出的工藝品：在其2013年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中，常江博士就以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媒介社會學的理論方法對20世紀上半葉美國電影的社會語境、規制政策、題材風格和社會影響加以考察，特別是注重電影文本與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間的互動和勾連 ，與《電視史》中語境、文本和機構三個層面的論述結構一脈相承；他隨后出版和發表的《廣播電視概論》等教材以及發表于中外學術期刊上的一系列有關電視新聞、電視批評等論文，則夯實了其在電視史領域的積累 ；而對大眾文化和性別研究的關注也使得他在審視中國電視文本方面具備了獨特的學術視角 ，例如，在談到1990年代的中國通俗電視劇的大發展時，他敏銳地察覺到，與電視劇的蓬勃發展相伴隨的，是女性“消費者”身份的確立以及更加多樣而現代的女性角色的產生，并提到這是“一種或多或少由市場經濟和消費文化所孕育出來的、既尊重‘差異’又強調‘平等’的性別再現機制。”

總而言之，在這本五十萬字的厚重著作中，不僅能看到中國電視波折的發展歷程，觸摸到當代中國的政治軌跡和文化脈搏，也能感受到中國電視從業者上下求索的智慧與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