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劉志彪

　　第二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5日在上海舉行，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并發表主旨演講：“中國有近14億人口，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全球最大，市場規模巨大、潛力巨大，前景不可限量。”“中國市場這么大，歡迎大家都來看看。中國將增強國內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積極建設更加活躍的國內市場，為中國經濟發展提供支撐，為世界經濟增長擴大空間。”這些表述與今年8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時所說的“要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和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這一論述是一致的。確實，中國近14億人口的大市場必將成為世界經濟的增長之源、活力之源。

　　一、超大規模市場：經濟功能和戰略意義

　　超大規模市場，指的是在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的基礎上，通過不斷升級市場結構、完善市場秩序、改革市場機制和優化市場環境等辦法，來推進國內市場容量、規模和結構不斷成長的過程。

　　超大規模市場雖然對國家的消費性基礎設施和市場秩序提出挑戰，但是它可以實現巨大的經濟功能：一是支撐現代經濟成長。二是促進專業化分工水平不斷提升。“分工取決于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于分工”。三是對全球生產要素尤其是人才技術等先進要素產生強大的虹吸效應。

　　在糾正當前重大經濟結構失衡的背景下，國內大規模市場的建設具有特殊的作用：第一，可以給實體經濟以強大的需求激勵，從而吸引各種資源和要素積聚于實體經濟，增加實體經濟的有效供給。第二，可以從增加消費和投資需求兩個方面，抑制當前和未來經濟下行的趨勢，保證充分的就業，為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供動力。第三，可以為全球企業進入中國大市場創造更多的機會，保持中國大市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高貢獻率，為穩定世界經濟作出新的貢獻。

　　大規模市場具有三項特性：第一，它是我們未來實施戰略行動中最可靠的戰略資源，是能對產生戰略性影響的行動起著關鍵作用的無形資源。第二，它是我國未來發展戰略實施中可以依靠的比較優勢。過去的比較優勢是低成本生產要素，現在除了新型舉國體制，另一個比較優勢就是在超大規模國家基礎上形成的大規模市場。第三，它是我國未來實現發展戰略目標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它可以與飛速發展的信息化、網絡化結合，成為拉動或推動重大的技術進步、結構變遷和社會演化的主要力量。

　　二、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升級我國經濟全球化的戰略

　　2008年之后，中國以廉價要素和資源進行加工制造和出口為特征的經濟全球化進程趨于尾聲，而以依托國內大規模市場戰略資源吸納全球創新要素為特征的新的經濟全球化浪潮正在展開。一是國際經濟長期低迷、逆全球化浪潮興起，貿易戰壓縮了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空間；二是國內要素和資源價格的急速上升，使中國快速地喪失制造業國際代工的比較優勢，這是中國必須盡早扭轉出口導向經濟、建設內需驅動型全球經濟的內在動力。

　　基于國內大規模市場優勢的經濟全球化，與基于出口導向的經濟全球化之間，在基本的戰略內容上有著根本性的差異：第一，后者利用別國的市場來發揮本國低端要素的比較優勢。前者是利用本國的市場和全球的人才、技術來發展本國的創新經濟。第二，后者主要是通過招商引資、吸收FDI（國際直接投資）來實現進出口。而前者是對全球技術和人才的利用，其方式主要是：（1）海外設廠或者海外并購，以資本的控制力爭奪人才和技術、品牌等高端環節；（2）發展逆向研發外包，吸收外國高級要素為我所用；（3）建設各種內需平臺，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員加入我國產業高級化進程的研究開發等。

　　基于大規模市場的經濟全球化戰略，其基本特征有以下三點：一是在人口基數大的基礎上，使民眾收入不斷增長，使內需規模處于全球最大的地位；二是塑造強勢本幣的國際地位，促進其他國家對本國出口，以便能長期廉價地獲取全球要素和資源；三是以強大國內市場中成功機會多的優勢，吸收全球資本、技術尤其是人才向本國流動。

　　利用全球創新要素發展我國的創新經濟，其政策取向就是：一是要塑造新的全球化理念和為其服務的戰略和政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要揚棄出口導向戰略，搭建以宜居城市為核心的擴大內需的經濟平臺。過去，全球市場是我們馳騁的戰場；現在，大規模內需是吸收全球創新要素的磁場。二是實施深度的結構性改革，使居民收入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邁上新的臺階。三是新的經濟全球化戰略需要有中國的跨國公司來承擔。關鍵是要放手讓民營企業在國內市場進行兼并重組，鼓勵民營企業聯合起來去“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辦各種經濟技術開放區，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實現產權融合。

　　三、基于大規模市場優勢建設創新驅動新國家

　　利用好我國的大規模市場優勢，還有一個重要的發展戰略問題是如何依托于這一重要的比較優勢發展創新經濟、盡快建設成為創新驅動型國家。

　　基于內需市場發展創新驅動經濟，將培育出我國企業參與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新的動態競爭優勢。這個新的動態競爭戰略，其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

　　一是從促進國內創業創新出發，高水平地引進來。引進來的重點是引進人力資本、技術資本和知識資本，即要以我國不斷釋放和起飛的內需為引力，以全球城市為載體，以優化的創新創業的制度環境為平臺，以全球化企業為主體，大力虹吸全球先進科技和人才。引進來不是以市場換技術，市場換不來真正的技術。主要是通過優化投資環境促進所引進的人力資本、技術和知識，與國內創業創新的熱情、政策和平臺等因素充分地對接，激發激活國內創業創新的活力動力。

　　二是以服務于全球市場和增強國內產業競爭力為目標，大規模地走出去。走出去不是為了攫取稀缺的自然資源，而是要沿著全球城市網絡的節點建設各種以我為主的全球價值鏈，如以長江經濟帶為依托，沿“一帶一路”推動我國品牌企業參與境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合作，推動我國高鐵、電力、通信、工程機械以及汽車、飛機、電子等中國裝備走向世界，向極具市場潛力的新興市場滲透和延伸。另外，也可以依托于我國市場規模迅速成長的“母市場效應”，在走出去中就地虹吸國外先進生產要素尤其是高級人才，通過建立“國內-全球”之間的知識流動管道，構筑國內創新創業的雙向流動機制，提升國內企業在全球創新網絡中的地位。

　　三是要構建對內對外開放新格局，以對外開放促對內改革，推動我國創新驅動國家建設步伐。出口導向型開放，發展不出自主創新經濟和自主品牌；只有在對內開放、充分利用國內市場中，才能培育自主品牌和自主技術。如長三角地區在過去的出口導向型經濟中，發展的是代工經濟；未來長三角一體化高質量發展示范區的建設，作為上海重要的對內開放載體，要定位于為建設有世界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服務，從而成為對內開放的新高地。

　　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進博會上表示：“我們應該堅持以開放求發展，深化交流合作，堅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堅持‘拆墻’而不是‘筑墻’，堅決反對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不斷削減貿易壁壘，推動全球價值鏈、供應鏈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場需求。”在國內大規模市場優勢的背景下，提升我國的開放型經濟發展水平，就是要得到更多的全球智慧和資源為我所用。全球智慧和資源主要是人力資源。人力資源既是生產力中最積極主動的要素，也是跨區域移動性較弱的要素。這一特征導致了國家之間在生產率、產業結構和收入福利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如果我們可以推進全球優秀人才向中國移動，就能夠快速提升我國產業結構的水平，縮小與發達國家在收入和福利上的差距。這應該成為在國內強大市場支撐下我國實施創新驅動戰略的首要政策目標之一。

　　四、以制度創新促進形成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主要建議

　　促進形成大規模市場優勢，除了要考慮促進生產性努力的制度因素外，我們還需要考慮其他方面的制度創新問題。

　　（一）以推進區域市場一體化促進形成大規模市場優勢。中國的市場現狀是理論上計算的市場規模大，但現實市場規模小。造成這種狀況的重要原因，除了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相對較低外，主要是中國的市場目前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區域分割，并不是一個充分一體化的統一大市場，因而難以體現大規模市場的優越性。內在的原因，與我國地方政府長期深入地干預市場活動、保護本地市場和本地企業的行為有直接的關系。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建設全國統一協調市場、放大市場規模效應的重要思路。只有堅決地拆除地方政府在分散競爭體制下建構的各種有形與無形的行政壁壘，逐步減少其干預經濟的職能，鼓勵企業充分競爭，才能在這種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基礎，逐步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強大國內市場。未來，要“繼續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區域一體化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并將制定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新的國家戰略，增強開放聯動效應”。

　　（二）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進形成大規模市場優勢。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例一直較低，而且長期處于下降通道。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消費尤其是居民的消費，應該成為替代投資驅動成為新內需的主要力量。擴大消費性的內需，關鍵在于收入分配改革。財產性收入與工資性收入的不對稱，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持續擴大的基礎的制度原因。以中美兩國為例。中美居民工資性收入占GDP的比重其實大致相當，都在50%以上。但明顯不同之處在于，中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中國GDP的比重僅有3%，遠低于美國25%的比重。財產性收入的低下，使得中國居民總收入占GDP比重偏低，因而消費在整個經濟中的占比不高。擴大內需的政策關鍵，在于如何提高居民的財產性收入。為此一是迫切需要在產權理論上承認人力資本在價值創造方面的貢獻，使資本所有者與勞動者之間實現利益均衡。二是確立建設分享經濟的政策體系。不僅生產要講效率，分配也要講公平，現階段尤其要以公平促效率。三是要重點建設資本市場強國，完善資本市場的財富增值功能。為此要扭轉資本市場僅為企業融資的功能，要以人民為中心、以增加人民的財產收入為中心改革其內在功能。

　　（三）以平等各類所有制企業競爭條件為重點，提高民營企業的投資愿望和投資能力。我國實體企業這些年來投資能力的不斷降低，根源是各類所有制企業競爭條件不均等的情況日益嚴重，民營企業發展遇到了空前的困難。這一情況可以從房地產、金融業、工業的毛利率差距中看出來。政策糾偏的重點就是讓國有、民營、外資企業等市場主體進行平等競爭；二是在進入資產短缺時代后，要特別注重強化資產管理，把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均衡概念，擴展到包含資產需求和資產供給的管理方面，通過加大資產供應，平抑社會對資產的旺盛需求。我國近些年投資速度降低，根本原因是民營企業的投資意愿和投資能力的降低。而針對民營企業的核心問題，關鍵還在于對內開放不足，對其限制太多。中國民營企業在實踐中客觀存在著“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這“三座大山”。這都是對內開放不足的主要表現。對內開放不足，影響對外開放的步伐和水平，如造就了國內市場外資與本土企業直接嚴重的不平等競爭態勢，抑制了民營企業的發展能力。優化民營企業營商環境，從短期看是要通過政策傾斜于民營企業，并逐步淡化乃至取消按所有制和企業規模分類管理企業的老辦法來實現。從中長期看，是要強化從非均衡發展轉向平等競爭的基礎條件。習近平主席在進博會上強調指出：“今后，中國將繼續針對制約經濟發展的突出矛盾，在關鍵環節和重要領域加快改革步伐，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高水平開放、高質量發展提供制度保障。”這一鏗鏘有力的論述，正是解決當前困境的最好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