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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貧困是與人類社會相伴生的社會現象，同時也是很多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一個共性問題。幾十年來，我們國家在減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計劃經濟時期，我們主要是通過進行土地改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事業等一系列舉措，奠定減少貧困人口、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制度基礎。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統籌經濟社會發展，通過經濟增長的帶動效應，在全國范圍內發起了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扶貧開發行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有關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重要論述、重要思想的指引下，2015年我們在全國上下打響了脫貧攻堅戰。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現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所有的832個貧困縣脫貧摘帽，絕對貧困和區域整體性貧困問題得到解決。這是我們在扶貧開發時代所取得的這樣一個歷史性的巨大成就。這一成就不僅僅是我們的國民感受到了，而且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公認。
總結和回顧從1986年以來的整個扶貧開發歷程，我認為實現了三個轉變。第一個轉變是從以往道義性的救濟轉向制度性的扶貧；第二個轉變是從以前沒有專門機構來負責扶貧工作，到1986年以后有專門機構來負責扶貧工作；第三個轉變是從以往輸血式的、生活救濟式的扶貧轉向1986年以后通過造血式的經濟開發型的扶貧。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的扶貧工作進一步精細化、現代化，由以往依賴經濟增長的涓滴效應和帶動效應來減少貧困，逐漸地轉變到精準滴灌、靶向治療，直接面向最貧困的人口、最貧困的家庭量身定做一套脫貧的方案。通過一系列理念、戰略和工作體系的轉變，經過數十年來的持續努力，困擾著中華民族千百年的絕對貧困現象得到全面消除，從而奠定了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堅實基礎。
扶貧開發時期我們所采取的扶貧戰略，實際上適用于絕對貧困人口比較多并且比較集中的時期，主要是通過將大量的外部資源聚焦到貧困地區，來打破貧困地區原有的貧困均衡，再慢慢地帶動和引導貧困群眾走出貧困。這種戰略在過去一個時期，特別是絕對貧困占主體地位的時期是有效的，也是必要的，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但是到了2020年以后，隨著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我國將進入到一個相對貧困比較突出的階段。如果我們還沿用以往通過外部幫扶來幫助貧困人口、將其扶到貧困線以上的方法，實際上會造成一定問題。這些問題首先表現在未來的低收入人口可能會形成“等、靠、要”這樣的福利依賴心理，有掉入所謂的“扶貧陷阱”的風險。貧困地區也可能存在事事處處依賴外部幫扶，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政策、長處、優勢來創造脫貧致富的條件的問題。
因此，在2020年以后，我們的減貧理念、戰略和工作體系都要進行一個相應的轉變?？傮w上來講，我們要從以往的扶貧逐漸轉向到防貧和助貧。在防貧方面，我們要建立關口前移的防貧戰略，要盡量減少貧困現象的發生，特別是要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這就要求我們建立相應的預防性的一系列社會政策，這些社會政策要求我們將更多資源和政策的注意力放在前端，即從之前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領域逐漸轉移到更加強調預分配；在助貧方面，我們要形成以綜合援助體系為核心的助貧機制。在2020年以后，我們可以通過城鄉統一、標準動態調整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剩下的絕對貧困人口兜底保障起來，使得他們的生活水平達到未來的貧困標準線以上。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面向那些有能力自立謀生但面對意外和風險時會存在收入脆弱性問題的低收入人口的助貧機制，幫助他們獲得生存和發展的能力。
總之，在2020年以后，我們將會進入到一個絕對貧困現象基本消除，但是相對貧困問題會比較突出的反貧困新常態。在新常態下，我們需要依靠更多的制度化、常規性的社會政策體系，發揮其綜合效能，使其在減少貧困現象發生，以及幫助貧困人口擺脫暫時性的收入性貧困和支出性貧困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和效能，建立更健全完善的防貧助貧機制。
（作者：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 李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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