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紅色文化、教育家精神、城鄉融合、政府職責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石葦：讓紅色文化激揚出文化自信的強大力量】

　　北京科技大學人文素質教育中心講師石葦認為，紅色文化是我們黨百余年奮斗過程中積累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推動我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不斷向前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為我們堅定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基石。中國共產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弘揚者，在革命斗爭實踐中形成發展的紅色文化，本身就根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沃土壤，浸潤于綿延五千多年的燦爛中華文明，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和耦合性。紅色文化傳承發展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彰顯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紅色文化蘊含著革命歷程、革命精神與光榮傳統，承載了黨和人民對國家獨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時代訴求和革命行動，傳承和升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積淀了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底蘊，為立黨興黨強黨提供了豐厚滋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精神支撐。紅色文化中所蘊含的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集體主義等，已經沉淀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重要特質，成為我們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底氣和動力。

　　摘編自《光明日報》

　　【任友群、李術才：以教育家精神激發“雙一流”建設內生動力】

　　山東大學黨委書記任友群、校長李術才指出，加快推進“雙一流”建設，既需要物質保障，更需要精神激勵。教育家精神是推動“雙一流”建設高質量發展的寶貴精神財富，要讓教育家精神成為推動“雙一流”建設提質增效的動力源泉。教育家精神充分彰顯了我們黨在新時代新征程建設教育強國的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鮮明中國特色。要以教育家精神長志氣、強骨氣、增底氣，從中華優秀傳統教育思想中汲取智慧，在教育理念中厚植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堅定建設教育強國的信念、煥發建設教育強國的活力，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學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文化優勢，以自信自強的精神狀態奮發有為地推進“雙一流”建設，以更為強烈的歷史自覺和主動精神不斷開創新局面。要以教育家精神提升境界、開闊胸襟，從統籌“兩個大局”的戰略高度，涵育助力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開闊胸襟與崇高追求，用教育家的遠見卓識系統審視、科學謀劃“雙一流”建設，加強對建設一流學科、培養一流人才、產出一流成果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堅持把謀事與謀勢、謀一域與謀全局、謀當下與謀未來統一起來，久久為功、綿綿用力，在更深層次、更廣領域、更高水平上推動教育強國建設落地落實、高質高效。

　　摘編自《人民日報》

　　【彭建強：統籌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

　　河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河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彭建強認為，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既是推進和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和必然要求，也是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舉措，反映出我國城鄉關系的深刻變化。城鎮化既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又是經濟發展的動力，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推進城鎮化是解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重要途徑，是推動區域協調發展的有力支撐，是擴大內需和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抓手。城鎮化的正確方向是新型城鎮化，堅持以人為本、優化布局、生態文明、傳承文化的基本原則，提高城鎮化建設質量。解決“三農”問題不能只靠城鎮化這一條途徑，還必須加快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必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錨定建設農業強國目標，推進鄉村全面振興，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統籌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關鍵是正確處理二者關系，把推進新型城鎮化和鄉村全面振興有機結合起來，系統推進，實現協調聯動、融合發展。推進新型城鎮化要更多關注帶動農村發展，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也強調讓農民就地過上現代文明生活，二者共同的指向是走城鄉融合發展之路。

　　摘編自《經濟日報》

　　【黃建洪、殷旺來：數字化轉型需優化政府職責體系】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黃建洪、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政府治理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殷旺來認為，政府數字化轉型深度推進了政府職責體系的價值創造、內容重塑、機制再造和監督賦能，為政府職責體系優化指明了新的方向。數字化時代構建高效、規范的政府職責體系，需要充分發揮大數據、云計算等數字技術在主體互聯、數據挖掘、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優勢，通過技術賦權、賦能克服政府職責體系構建中的信息不對稱、權責不統一、職責鏈條斷裂、協同乏力、監管不到位等問題。一是創新政府職責體系價值內涵。數字技術為政府職責運作過程的規范化和公開化提供可能，打開了傳統政府職責運作過程的“黑箱”，驅使政府職責履行由結果導向轉向過程導向。同時，公眾對政府信息的可及性提升和政社互動渠道建立，強化了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多元參與和公開監督。二是重塑政府職責體系內容結構。數字技術可通過數據感知潛在政府職責需求，評估政府職責的產生、轉移和消亡條件，輔助分析承擔職責的合理主體，助推政府與市場、社會職責關系的厘清，構建起三者間職責關系互動機制。三是再造政府職責體系運行機制。數字技術推動了政府開放程度，促使政府從用戶角度梳理、整合部門職責信息。全國范圍的一體化數字平臺高度聯通、信息共享，政府職責運行可突破層級和地域限制，實現政府職責實踐的標準化、規范化和跨域協作。四是賦能政府職責體系監督變革。數字技術使得政府職責運行過程處處“留痕”，基于大數據挖掘和分析搭建數字監督平臺，打破“數據孤島”，政府內部信息獲取和縱向監督能力增強，政府職責全過程監督具備了現實基礎。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 李彬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