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孫久文（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吳玉章講席教授）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將“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作為“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加以闡述。立足新時代新征程，把區域協調發展作為宏觀經濟治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于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我國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

　　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基于中國宏觀經濟實踐的豐富完整體系，涵蓋了國民經濟的財政、貨幣、就業、產業、科技、環保等諸多領域。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構建，是通過樹立宏觀經濟治理目標，形成宏觀經濟治理政策，運用多樣化的宏觀經濟治理工具，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在“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中突出強調了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和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四個方面，顯示出區域協調發展對于完善國家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性。

　　構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著力點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而現代化經濟體系由產業體系、經濟體制和空間治理三部分共同組成，是以創新引領、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支撐，以充分發揮市場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經濟體制為制度保障，以協調發展的空間體系為現實基礎。第一，產業體系。當前，我國已初步形成了由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產業體系的現代化包括提高產業的技術含量，構建以先進制造業為骨干的現代化產業體系，不斷增強經濟的創新力和競爭力。具體來講，一是以實體經濟發展為基礎，承擔社會產品生產任務，并為就業提供基礎性保障；二是以科技創新為動力，提高產業的競爭力和產品的附加值；三是現代金融體系為產業發展提供融資支持和金融服務。第二，經濟體制。現代化經濟體系的目標是建設市場機制有效、微觀主體有活力、宏觀調控有度的經濟體制。其中，發揮市場機制的有效性可以激發微觀主體活力，確保資源和財富分配的公平性，而發揮政府作用旨在確保發展機會的均等和市場競爭的公平，實現經濟增長和創造就業機會。第三，空間治理。空間治理的目標是要縮小區域差距和城鄉差距，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推動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東部率先發展“四大板塊”是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的總體戰略和長期任務，區域重大戰略是重構空間格局的核心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則是細化空間治理的主要抓手和形成區域空間新景觀的重要途徑。因此，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需要加快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其中的關鍵因素包括增強區域空間結構和空間布局對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關鍵支撐。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的著力點

　　到2035年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我國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堅實基礎。作為宏觀經濟治理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空間治理現代化，其實現途徑是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

　　第一，“四大板塊”協調發展是空間治理現代化的基礎。中國的宏觀空間結構經歷了逐步細化的過程，從新中國成立后“沿海與內地”兩分法的空間結構，到改革開放形成的東中西部“三大地帶”的空間結構，再到“十一五”規劃提出的“四大板塊”的空間結構。依據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未來10年我國空間治理的基礎任務是保持“四大板塊”范圍的基本穩定。對于“四大板塊”的空間結構，當前及未來一段時期的任務在于規劃的落實、機制的完善和政策的創新。因此，將宏觀經濟治理落實到空間治理層面，就是要實現“四大板塊”的經濟規模協調、基本公共服務適度均衡以及共同增進民生福祉。

　　第二，區域重大戰略的實施是空間治理現代化的核心戰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對區域重大戰略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強調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要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動力源就是要具備內生動力和外部帶動能力，起到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因此要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動力，加快發展新質生產力，并帶動其他區域發展。二是強調長江經濟帶、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機制建設，這與兩大經濟帶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發展水平和自然條件多種多樣分不開。三是沿著黨的二十大提出的高標準高質量推進雄安新區建設的指導思想，將雄安新區建設成為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區實現現代化和城市化的典范。四是提出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走深走實。作為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支點和內陸地區開發開放的綜合樞紐，重慶的地位無疑十分關鍵。而成都作為國家中心城市并擁有四川省四成的經濟規模，其發展對于西部地區舉足輕重。“走深走實”的應有之義，是成渝兩地加強合作，形成合力，共創輝煌。

　　第三，健全主體功能區制度體系以細化空間治理。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健全主體功能區制度體系，強化國土空間優化發展保障機制。”自主體功能區概念提出以來，其核心內容不斷豐富。主體功能區規劃、戰略和制度的相繼完善，標志著主體功能區這一理念的成熟，并已成為空間治理的重要抓手以及空間治理落地的主要途徑。當前，我國主體功能區制度建設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將依據地理分布而形成的主體功能區，按照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的要求提高層次并逐步制度化。不同的主體功能分區應當有不同的新質生產力發展規劃，健全主體功能區制度就是要發揮每個區域的比較優勢，通過國家的政策協調，達到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的目標。在這個意義上，主體功能區制度體系的健全，將起到國土空間優化發展保障機制的作用。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的實施方向

　　第一，完善區域一體化發展機制。一是促進城鄉區域間要素自由流動。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促進要素流動的各項安排，需要落實到具體區域，實現空間上的落地。具體包括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推動生產要素暢通流動、各類資源高效配置、市場潛力充分釋放。二是推動區域市場一體化建設，由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構成的生產要素市場，要在全國一盤棋的原則下，發揮各自優勢形成區域性的流動態勢，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限制。三是完善區域經濟發展平臺和制度建設。近年來，為提升區域政策的差異性、精準性與有效性，各地規劃建設了包括自由貿易區（港）、高新區、國家級新區等一批區域經濟發展平臺。完善這些平臺的體制機制是我國到2035年實現現代化的重要任務。

　　第二，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我國區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特征十分明顯，構建跨行政區合作發展新機制就顯得十分必要。首先，推動大經濟區合作。“四大板塊”的區域合作由來已久，已經形成了固定模式。未來需要深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經濟區之間的合作，提升合作層次和水平。這其中包括城市群與都市圈的合作、同城化發展模式的構建等。其次，促進經濟帶流域上下游的合作與發展。當前的長江經濟帶覆蓋整個長江流域，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包括了上下游地區，兩個流域地區橫跨東中西三大地帶，經濟發展梯度明顯，實現區域之間合作是促進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再次，加強省際交界地區合作。例如，晉陜豫的黃河金三角合作區、烏大張長城金三角合作區、粵桂交界區、湘贛交界區等，都具有省際交界地區的欠發達特征。促進省際交界地區的合作發展，需要制定統一規劃、統一管理、合作共建、利益共享的相關政策。最后，積極開展國際區域合作。以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動構建互利共贏的國際區域合作新機制。

　　第三，深化東中西部產業協作。一方面，加快產業轉移和產業功能平臺建設。產業轉移是跨區域合作的主要途徑之一，當前我國在東中西梯度轉移的基礎上，更呈現出多向多層次的轉移特點。包括自由貿易區等區域功能平臺建設，需要更多地向中西部地區延伸，使其獲得更多的政策扶持。另一方面，東中西部對口支援。對口支援新疆和對口支援西藏是黨中央、國務院為促進新疆和西藏發展、增進民族團結、維護國家穩定而作出的一項重大決策部署。進一步鞏固對口支援成效，有必要以產業支援為重要抓手，突出就業優先導向，推動民生領域特別是文化、教育、醫療支援走深走實。

　　第四，完善促進海洋經濟發展體制機制。推動海洋經濟高質量發展可概括為：高效開發海洋生物資源、海洋非生物資源、海洋能源；健全海洋生態環境污染的聯防聯控機制，開展深海遠洋生態環境修復工作；增強海洋產業綜合競爭力，大力發展海洋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海洋新能源產業、海洋生物產業、濱海旅游產業等；將海岸帶、領海、專屬經濟區、大陸架納入統一的藍色國土空間規劃體系，輻射帶動海岸城市、港口、海陸綜合經濟區騰飛，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塑造藍色經濟圈。完善促進海洋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具體包括：以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前提，參與構建新型國際海洋治理機制，拓寬海洋開發國際合作領域，通過海洋立法維護海洋經濟安全。按照上述思路，實現海洋經濟的總量與質量、海洋開發的強度與利用時序的協調，從而為中國經濟更高質量、更可持續發展保駕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