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培林（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社會與民族學院研究員）

　　閱讀提要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由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階段的變化使我們的社會同時面對著市場化轉型、城鎮化轉型和數字化轉型的影響。

　　任何新技術的發展，都會有兩面性。但數字化轉型和新業態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抓住機遇、順勢而為。

　　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過40多年的發展，已由經濟高速增長階段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階段的變化使我們的社會同時面對著市場化轉型、城鎮化轉型和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數字化轉型已經成為繼市場化和城鎮化之后，驅動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強大力量。

　　經濟和社會的數字化轉型推動發展理論的創新

　　理論的創新總是受解決重大現實問題需要的驅動。可以說，我國是較早就敏銳意識到世界發展與技術變革大變局的國家之一，并在此基礎上為應對這一變局在科技投入和產業布局方面及時作出了重大調整。近年來，我國不斷加大對基礎研究、核心技術和高端制造業等領域的科技研發投入，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以應對全球產業鏈的動蕩變化，推進我國的產業結構升級。這種選擇是基于我們對自身發展階段和發展挑戰的認識，也是基于對國際上其他走向現代化的國家的發展經驗的總結。中國的發展已進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階段，處于一個“夾心層”：在產業鏈的低端，勞動力供給、資源供給、生產成本等傳統的“比較優勢”，面對后起的新興經濟體在逐漸弱化；在產業鏈的高端，面臨發達經濟體的技術壟斷、資本優勢和市場控制。中國進入的這種新發展階段，以及國際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形成了某種進一步發展的倒逼壓力，即必須通過突破一系列科技瓶頸來實現產業結構升級和應對數字化轉型的重大變化。

　　經濟和社會的數字化轉型，對我們來說，既是一個極大的機遇，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因為總體來說，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還存在諸多難點、堵點和痛點。例如，我國經濟發展的結構不合理、創新能力不足、發展方式陳舊、質量效益不高、可持續性不強、民生短板明顯等情況依然存在，經濟的長期運行仍然存在各種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許多不完善的方面。這些因素不僅影響了經濟社會的運行，也制約了科技創新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潛力釋放。

　　發展新質生產力已成為我國進一步推進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議題。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產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產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需要我們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用以指導新的發展實踐。”可以說，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是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理論、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理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理論之后，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和生產力理論的又一次重大理論創新。

　　新業態快速發展深刻影響發展研究的議題和范式

　　在社會學領域，其實學界很早就洞察到數字化轉型對現實和自身研究的深刻影響。早在1996年，社會學領域就有兩本這方面的重要著作問世：一本是卡斯特的《網絡社會的興起》，這是他的《信息時代三部曲：經濟、社會與文化》的第1卷；另一本是里夫金的《勞動的終結：全球勞動力的衰落與后市場時代的發端》。這兩本書都在20多年前就揭示了信息和數字技術給經濟社會帶來的深刻變化。當然，近十幾年數字化轉型的速度及其所帶來的深刻變化是遠超學界預期的，新業態的層出不窮、迭代發展和迅猛之勢，也是遠超預期的。

　　這種新技術的變革，不僅深刻重塑了勞動就業和現實生活的樣貌，也給學界的研究本身以極大影響。比如，在社會學領域，社會階層結構和職業群體的研究一直是一個核心議題，改革開放以來“下崗職工”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市場化轉型的巨大變遷，而隨后的“農民工”研究，則揭示了中國工業化、城鎮化的巨大社會變遷所經歷的各種現實問題。現在，數字化轉型中新業態的發展，正推動著社會學界的“新工人”研究或“新職業群體”研究。比如：《中國卡車司機調查報告》，從一個全新的視角解釋不同于傳統卡車司機的“新工人”的勞動方式變革和生活網絡變化；《中國軟件工程師：工作、生活與觀念》則對軟件工程師這種“新白領工人”或“碼農”進行了深入調查研究，用一個新興職業群體的群體特征刻畫數字時代的職場變化；《騎手的世界：對新職業群體的社會調查》將騎手群體放置在新生代農民工和新世代青年的視角中，力圖呈現騎手群體在就業、家庭、消費、社會態度等方面的特征，也從代際社會學視角理解新職業青年的價值觀與生活方式。

　　以“新工人”為主體的新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正在快速成長，中華全國總工會2023年的統計數據顯示，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已達1037萬人。數字時代的“新工人”研究，也在重塑著學者的研究視角和研究范式，如有的從生產政治視角，分析勞動自主性增強的影響和算法、流量對勞動的控制；有的從工作組織的視角，研究勞動空間從固定空間向流動空間和虛擬空間的轉變；還有的從擇業觀念的視角，研究工作自主、個人價值實現和就業不穩定性的再平衡。

　　總之，學術界在研究、理解和闡釋數字化轉型與迅速變化的新業態的同時，也通過適應這種變化，創新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準確把握新業態的創新活力和新挑戰

　　新業態還是一個新事物，發展變化很快，既需要加快發展，激發創新活力，為經濟增長提供動能；也需要規范發展，限制負面影響，為后續發力留足空間。

　　比如在就業方面，一方面，許多在“傳統職業+互聯網”模式下生成的新職業，提供了豐富的就業崗位，吸納大量勞動就業人口，在就業形勢嚴峻的情況下，新就業形態充分發揮了“蓄水池”的作用，各行業和各領域的業態創新，既激發了行業創新活力，又培育了新的成長空間。但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在眾多就業領域特別是工廠制造領域，隨著人工成本的上升，機器替代人工的趨勢日益明顯，算法和流量對勞動的控制也帶來新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一些領域的過度“工作無人化”也引起人們對就業的擔憂。

　　再比如在消費領域，網購的快速發展形成了新的消費增長點，創造了大量的新消費需求，極大地拓展了服務消費邊界，豐富和便利了人民生活。但網上消費對實體店消費產生很大沖擊，改變了傳統用工模式，也帶來一系列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新問題。

　　任何新技術的發展，都會有兩面性。但數字化轉型和新業態的發展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我們必須抓住機遇、順勢而為。

　　新業態產業創新活躍、技術密集以及跨越融合的特點，既對其從業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創造了更多的發展空間。新業態通常采用靈活、自由的工作安排，如遠程辦公、彈性工作時間和自由職業模式，這些個性化的模式使得勞動者可以更加自主地管理自己的工作時間和空間，有效地組織工作生活，提升了工作效率和滿意度。新業態也促使勞動者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技能和知識水平，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和技術進步，有助于提高勞動者的適應能力和創新能力。新業態也注重激發勞動者的創造力，推動新的業務模式和服務方法的產生。

　　新業態具有數字化、智能化、精密性等特征，極大地改變了傳統的生產和管理方式，大幅度提高了勞動效率。新業態依賴于各類先進技術與智能設備的落地與應用，能夠提高勞動資料的利用效率和投入精準程度。它通過線上平臺的實時監控及時關注市場動態與反饋，并做出應對措施，從而提高產品或服務的附加值和市場競爭力。新業態還通過智能化的供應鏈管理，精確調節供需平衡，控制產品質量，降低管理成本。

　　新業態下的勞動對象得到進一步拓展，既包括自然資源與人造加工等有形的原材料，也包括數據、品牌、知識和專利等無形的勞動對象。在很多情況下，新型數字產業（如電子商務、云計算服務、數字內容創作等）的崛起，也為實體經濟注入了創新活力和發展動力，提升了整體經濟效益和社會發展水平。

　　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和擁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東方大國，似乎正在以更加積極的心態“擁抱”新技術帶來的變化和數字化轉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需要清晰地認識和認真地研究這一新的巨變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在各方面做好應對準備。